从《孤桐》看“王安石变法”.docVIP

从《孤桐》看“王安石变法”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 　　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 　　明时思解愠，愿?畚逑仪佟? 　　这是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大诗人王安石（1021―1086）的《孤桐》诗。梧桐树岿然屹立，拔地高达几百寻，接近了云霄，仍不屈服，这是因为扎根大地有深深的根。所以岁月越久根越壮实，太阳越炽烈叶子越浓密。诗人由此的体会是：政治清明时，要像帝舜抚五弦琴吟唱的那样，时时想着解决民间疾苦。 　　由此诗可知王安石的文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这里要说的是，王安石作为诗人，同时更作为政治改革家，此诗乃是其表明不畏困难，独排众议，力推改革，昂扬进取的宣言书。 　　王安石是宋仁宗庆历间进士。嘉?v三年（1058年），他向朝廷上万言书，力主改革，不纳。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从此他在朝内主持了六七年的变法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其影响深刻且深远，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方难以磨灭的印记。列宁就径直称他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的时代，北宋已经立国百年。北宋政权的特点是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但立国百年的北宋却有“三冗”严重拖累着国家。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是为冗员。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是为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增加，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是为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史家所谓“积贫积弱”的局面。 　　不仅内部矛盾尖锐，外敌的侵扰又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辽和西北边境的西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对外作战却每每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割地赔款。 　　所有人都认识到：必须改革。历史上的许多改革，为减少阻力，一般都不先动政治，而是从经济、军事、文化这三方面入手。但是，改革又是非常艰难的。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财政方面的主要法令共六项：均输、市易、青苗、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剩余五项法令，皆是利于大幅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后，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以后居然达到1.6亿贯文。即便后来北宋丢失半壁江山变成了南宋，国库财政收入竟也高达1亿贯文。《微历史?宋朝人》（赵家三郎著，同心出版社2012年版）说，这样的税收即连后世也难以企及――它使大宋的GDP竟然占到全球的22.7%，即超过了当时世界GDP的五分之一！ 　　改革的经济成效巨大，“劫富”的味道浓厚，打击了土地兼并，彻查了地主偷税漏税，是历史上继商鞅之后又一次将改革的手术刀对准利益集团。 　　纵观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抑制兼并，是为缩小贫富差距，并有力打击利益集团对国家的诸多的干预。王安石干预市场，搞官买官卖，是为抢夺大商人的独占利益，使之收归国有；兴修水利，是为改善民生，提高生产力；募役法，是为扩增劳动力，增加农业产量。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是他对神宗赵顼讲的话，其时他无疑是信心满满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1]这些思想，使我们看见近一千年前的中国，正萌发一种官府自为兼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当时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所以黄仁宇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2] 　　至于军事，几项法令的实施，目的都是为了精简军队，要简更要精。将兵法，把将军与士兵联系起来，提高指挥水平，增强战斗力；保甲保马，为军队提供了充足兵源与马匹。军器监的设立，提高武器质量，增强战斗力。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拓地一千八百里，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3]这是北宋军事上的一次空前大捷，从而建立起进攻西夏的有利战线。 　　要进行改革，就必定要求得人心，并且有理论支撑。因此，王安石极力推行他的《三经新义》。王安石的《字说》也曾一度独行于世，被奉为科举取士的圭臬，以致苏轼开了不少《字说》的玩笑。对于这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统一，东坡学士颇为不满。王安石如此做，倒不是要统一思想，大搞独裁。他要做到的是经世致用。其实任何人才的选拔，都应该建立在经世致用的基础上，包括科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