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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公共医疗慈善机构述略 　　摘 要：与人民群众生活有关的公共医疗慈善机构，在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都存在，以宋代最为完备。这其中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与当时统治者的重视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将现今的公共医疗慈善工作搞得更加有声有色。 　　关键词：中国古代；公共医疗；管理机构；经验总结 　　自从大禹建立夏朝以后，国家作为代替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四千多年。国家的责任之一就是使人民安居乐业。是人就有生老病死，有需要医疗，国家也就有对医疗的管理职责。翻检中国古代历史，可知历朝历代都有专门的医疗管理机构。分析了解这些医疗管理机构的职责范围，有助于更有效地发展人民医疗与慈善事业。 　　夏商两代，因为文献资料欠缺，难以进一步分析。不过，司马迁记载建立夏朝的大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M。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桥。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1] 。从这些情况来看，大禹与老百姓始终生产、生活在一起，非常关心他们。从传世文献看，夏朝的政治机构相当庞大。在夏王之下有掌政事的“三正”，有为天子辅臣的“疑”“丞”“辅”“弼”四邻，有为国君亲近左右官员的六事（即六吏、六卿），有掌历法的“羲和”，掌诉讼的“大理”，掌音乐的“瞽”，掌管教育贵族子弟的“宫师”“国老”，掌出使的“遒人”，掌收取贡赋的“啬夫”，掌管山泽的“虞人”，掌畜牧的“牧正”，掌养龙的“御龙”，掌管夏王膳食的“庖正”，掌管夏王车辆的“车正”，掌王室家族事务的“臣”，等等。史称“夏后氏官百”，[2] 机构庞大，划分精细，对老百姓需要的医疗事业，大禹应该是重视并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的。 　　甲骨文中有“小疾臣”三字。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认为“小疾臣”即是商代管理疾病的小臣。[3] 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这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宫。 　　周朝设立了“医师”这一职官，总管医药行政。《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4] 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徒二十人，看护病人或接受差役杂务。其下还有“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可见周代的医疗机构较为健全，既设有医师、上士、下士、府（管药库）、史（管记录）、徒等人，又分食医（管饮食卫生）、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疠迁所”。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记载：当时规定，凡经医生检查后发现有鼻梁塌陷、手上无汗毛、声音沙哑、刺激鼻腔不打喷嚏等症状者，一律送至疠迁所隔离治疗。[5] 这说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措施，并且是得力有效的。 　　汉代出现了专门性的妇科医院，称“乳舍”，相当于现在的产院。《风俗通义》记载：“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掾。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6] 汝南只是普通州郡，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从住院的产妇中有屠夫之妻的事实可以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还服务于一般官员和平民，属于公共医疗机构。汉代为了控制流民疫情，在疫病大流行期间设立临时医院。《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7] 由此可知，汉代的公共医疗机构设置已较为普及，并且有了专科性质的妇科医院。 　　南北朝时，出现了由朝廷主办的慈善救济机构“六疾馆”和“孤独园”。《南齐书》记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8]《梁书》记载：“辛巳，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春司御气，虔恭报祀，陶匏克诚，苍璧礼备，思随干覆，布兹亭育。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尤穷之家，勿收租赋。’戊子，大赦天下。”[9] 可知“六疾馆”和“孤独园”是收养穷人和孤幼人之所。 　　隋唐时期，“疠迁所”更名为“疠人坊”。《续高僧传》记载：疠人坊专门收养患者，男女分居，四时供承，务令周给。[10] 唐代的京城及各地设有“病坊”，性质类似平民医院。《资治通鉴》记载：“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 [11]《唐会要》又记载：唐代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