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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先生讲外国文学 　　吴宓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学识极为渊博精深。1933年他为《吴宓诗集》作的自序里，谈到平生著述计划说：“我今生只作三部书：（1）诗集。（2）长篇章回体小说《新旧因缘》或改名。（3）《人生要义》或名《道德哲学》，系由直接感觉体验综合而成之人生哲学。取东西古今圣贤之言，触发阐释其确义，而以日常实际公私事物为之例证。”自《吴宓诗集》于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世事蹉跎，以致后两种著述计划未能实现。我们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成就，应是在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成就与影响最显著。先生于1917年留学美国，初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1921年回国后任南京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讲欧洲文学史；1926年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继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继又在中文系讲外国文学。先生早年翻译过英国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和《钮康氏家传》。先生晚年为我们讲外国文学时编著的《外国文学讲义》，应是他研究欧洲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成果，亦是先生未出版的一部珍贵的学术著作。 　　努力使用新观点和新方法 　　我是1956年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的，有幸于1959―1960学年亲聆先生为我们讲授外国文学。先生儒雅斯文，腰身挺直，手扶拐杖，着灰布长袍，步履沉稳，一口清晰的北京语音，讲课时条分缕析，板书端正。凡此皆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们从先生获得系统而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并激起浓厚的学习兴趣。当时系上印发的《外国文学讲义》是先生随讲随编写的，分若干次发给我们。虽然人世沧桑几度，历史背景已经转换，但这部讲义的学术光辉未因尘封蠹损而消失。 　　先生为我们讲外国文学时，接受了同学们的意见，努力使用新观点和新方法。他说：“同学们的意见是我讲授英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总嫌事实材料太多，思想批判太少。是的。以前我因为所读的新书太少，未能用社会发展史、阶级观点，去说明文学史中一个一个历史事实、作者生活、作品内容是如何造成的……以后我学习有得，定要每件事都能加以批判。”然而先生在讲作家作品时仍很少批判。他向我们概略地介绍希腊文学之后，特别指出：“应注意：古代希腊罗马的诗，绝对不用韵，只是每行以一定数的长音短音有规划地排列而成，此种排列名曰‘律’（metre）。有律为诗，无律为文（或散文），一贯没有韵（所以，把西洋尤其希腊罗马的诗译为‘韵文’，实大谬误）。附言：西洋近世的诗（起源于中世），是以轻音重音排列而成律，除模仿古体诗体而外，一律有韵；中国旧的诗，必定有韵（韵为中国诗歌之第一主要特征），而以仄声（高音）与平声（低音）字之有规则的排列构成了律；以上可资比较。”他的讲述简洁精确，习于以数序分类，插入按语，进行中西文学比较；此是吴宓先生显著的风格。先生于1924年在东南大学讲欧洲文学史时，将美国新出版的RichardsonOwen合著之“Literature of the world”（《世界文学小史》）翻译了前数章，其中有波斯莪默?伽亚谟的《四句诗集》。先生给我们讲波斯文学文献说：“莪默?伽亚谟（一译鄂马?开耶谟）Omar khayyam（生年不详，1123年卒）是波斯的尼夏城人，兼为天文学家，生平作品抒情诗约1200首，总名《鲁拜集》Rubaiyat即《四行诗集》。……郭沫若先生的《鲁拜集》一册（1922年开明书店，又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译的莪默诗101首，又我所译的《七绝体》13首（见1924年五月《学衡杂志》二十九期‘世界文学史’东方各国文学章）都是由英文转译出来的。”先生特介绍了其早年的译作。古代东方文学、希腊文学和中世纪文学，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经先生的讲述，我们形成了文学史的概念。关于怎样认识欧洲启蒙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先生说：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译开明运动）是全欧洲范围内的学术、思想、文化、政治中之革新运动；起源于英国，极盛于法国，而流传到德国及其他各国。这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是资产阶级进步人士：他们为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专横的斗争，作出了思想的准备，而不是要起来推翻封建制度，自身采取革命行动。他们是以理性为准则，要求“回到自然”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他们是崇高的，乐观的个人主义者，又是无神族，无阶级区别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具有近于唯物论的世界观；但他们的“理性的王国”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他们相信：只要自然科学发达，农业工业技术进步，管理制度改善之后，人类全体都可得到幸福。 　　这对启蒙运动性质的认识，至今看来仍是全面而深刻的。 　　生动而细致的情形终身难忘 　　我们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虽然能了解情节，感受形象的艺术魅力，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获得艺术的熏陶，但对其真正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