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选修中国史学史课件为人民服务.ppt

中唐至乾嘉时期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 野史、杂史和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旨在“通变”、“致用”的典制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资治通鉴》294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着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藉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见《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上有一定贡献。 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顾炎武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 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着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 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代表。 中国近代史学史，包括鸦片战争至1949年之间，又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 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 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新史学主要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 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文，指出封建的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铺叙而不能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批判旧史学的封建性与保守性；同时提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