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合唱，个人的独唱.docVIP

权力的合唱，个人的独唱 　　从手势到语言，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意象。仿佛是隐喻，探讨着人的所指与能指。手势象征着作品的物质性，而语言隐喻着艺术品结构的纯粹观念。能否通过语词呈现艺术品本身蕴含的意指，是外滩美术馆举办的展览“从手势到语言”探索的课题。 　　对展览的策展人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而言，这次展览是他思考了十多年的课题，“难的是保持平衡――在这么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版画和装置之间”，拉瑞斯说。 　　自由碎片 　　傅丹（Danh Vo）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反复出现在了展览途中，在走廊里，在顶楼天台的咖啡吧里。人们会觉得这些雕塑之间或许有些联系，却又无法说清心中的疑惑。不明所以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一堆看不出形状的雕塑到底是什么。 　　这堆“东西”是手势也是语言。“自由”这一词的最佳姿态，莫过于矗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难道是要在展览现场也放置一座自由女神像吗？但为什么不可以？要说明曾经有过一只大象，不需要真的牵一头大象过来，一支象牙就已经足够。傅丹用一比一的比例，铸造了一尊自由女神像，然后将它敲成了400个碎片，浩浩荡荡地从上海出发，运往了世界各地。这是个富有哲学意味的举动：自由女神成为了碎片，还能继续代表自由吗？自由究竟是一个词，还是一座塑像，还是一个碎片就能意指的对象？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自由碎片”能传递自由的信息吗？ 　　“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这是于1787年9月通过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序言部分的前三个词语。所谓人民，必定是复数，400枚碎片是一个手势，也是一个隐喻，传递着极难辨认的信息――我们人民渴望着自由，却散落在了各地。当我们只看到四百分之一的碎片时，却被激发了关于整体的联想，甚至发生了关于自由的探讨。 　　物理形态的存在总有其生命周期，自由女神像也终有消逝的一天。姿态和手势终将逝去，语言和概念却可以抵达永恒。自由女神像的一个小手指就可以指向自由，因为自由的碎片依然是自由。语言柔软而有韧性，在时间和空间中伸缩着，和物质交相呼应。我们以为语言寄居在了所指对象上，却在《我们人民》中发现语言有其独立性，反倒是物质性的存在依赖着语言给自己赋予意义。“傅丹真的很聪明，他可以通过不做雕塑的方式来做一个雕塑，所以这也是非常观念的艺术。他把自己的背景和历史紧密地与全球历史相连。”拉瑞斯这样评价。 　　从手到口 　　“我是一个好男孩，你是一个好男孩，我们是好男孩。……我玩，你玩，这是玩……”，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经典作品《好男孩坏男孩》（Good Boy Bad Boy）是这次展览中不可错过的亮点。这部创作于1985年的《好男孩坏男孩》启发了许多的艺术家。布鲁斯?瑙曼深受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影响，在不同形式的“语言游戏”中，一次次抵达语言的极限。 　　“他们总是对着观众进行着不可能的对话，观众会有一种奇妙的情感经历。瑙曼重新定义了观念艺术。当时很多哲学家说文本是没有情感的，主体消亡了；而瑙曼重新强调了情感对于文本的理解意义。从前观念艺术总是很冷的，但瑙曼这个作品是充满情感的。”拉瑞斯说。 　　语词在不同的情境下产生着不同的含义。《好男孩坏男孩》的双屏幕之间有种奇妙的互动。本来两位讲述者各行其事地表演着，但是当两个屏幕放在一起时，两人似乎在发生对话。女子愤怒地说“你有工作”时，仿佛在指责男子能够拥有工作的幸运，同一时间男子说到“这是工作”，似乎是在抱怨自己不得不辛苦劳作。这一幕让人不禁联想到了普通家庭每一扇门背后的日常争吵，激烈而平庸，毫无意义却天天发生。 　　拉瑞斯?弗洛乔说，“从手势到语言”这个主题其实也源自布鲁斯?瑙曼的另一件作品《从手到口》（From Hand to Mouth），那是一个仅有一只手臂的装置，让人遐想联翩。“有趣的在于从手到口之间发生了什么。从手到口之间的空间和过程是一个关乎生命的冒险的过程。”让拉瑞斯念念不忘的另外一件未能到场的作品，是奇奇?史密斯（Kiki Smith）的一件雕塑。“那是两个嘴巴，里面的舌头搅在了一起。这显然不是一个吻，而是关于交流，以及交流中产生的张力和物理性。” 　　由这两件在策展人心头萦绕良久的作品可以看出，这次展览的切口极其精细。语言在空气中流动，在情境中发生变异。从手势到语言，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好男孩坏男孩》像一个隐喻，是这次展览的基本结构。 　　权力的合唱 　　在布鲁斯?瑙曼的作品旁边，是徐冰的作品《魔毯》。巨幅的魔毯上是徐冰用新英文书法写就的不同宗教典籍上的段落和诗句。不同宗教的经典语句在《魔毯》上呈现为美丽的装饰图案，语言的多义性不仅可以被反复阅读，也可以被反复编织。 　　在瑙曼作品后面的小房间里，展出的是一些年代久远的字典，那里面是百年前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