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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问历史：左翼文学问题?? ●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关系贯穿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纠结七八十年至今说不尽。 ????●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理论基石，却在中国有着“脱胎换骨”般的转变。 ????●秉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中国作家遇到了难题，写什么和怎么写才是“真实的”？ ????●“红色三十年代”已成历史，如今一批年轻学者不满于这种“定型”的历史，他们的研究冲破了既定的“历史”。 ????素以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见长的《文史哲》近年来闪射出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窗口——“左翼文学问题”。这个栏目的特色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冷峻的理性拷问。 说不尽的鲁迅 ????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问题几乎是贯穿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问题，是纠结了七八十年风雨历程至今仍然说不尽的问题。? ????关于鲁迅的“向左转”，若干年来，传统的鲁迅解释框架皆遮蔽了诸多认知视野，同时也把鲁迅的一次历史选择当作终极选择。青年学者张宁在《转而未变》（《文史哲》2007年第2期）一文中则排除了左翼论和启蒙观的二元对立，采取让鲁迅和“左翼”相互注释的方法，重新回到瞿秋白、王任叔、舒芜等提出的既有命题，认为“转变”和“不变”，在鲁迅那里以不同形态同时存在着，变化的是某些实体性思想，不变的是一种思想结构或主体性结构。 ????当年的鲁迅的确是“左联”左翼作家的盟主，但他始终不曾排斥“同路人”。因了政治斗争的历史纠结，鲁迅与“同路人”关系问题尚存许多误解，所以也就无法廓清鲁迅的言说以及鲁迅“横站”姿态的历史价值。学者赵歌东则在《横站的“同路人”》（《文史哲》2012年1期）一文中分析了鲁迅对于“同路人”态度，肯定了鲁迅“横站”的姿态，他指出：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而鲁迅“横站”的姿态所秉持的人格精神，也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 ????1936年，鲁迅去世了，但鲁迅的精神还活着，鲁迅的问题也没有完结。到了30年代末和40年代的延安，鲁迅成了“新文化的旗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就不能不说到毛泽东。多年来，鲁迅与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体之两面。研究者多是在毛泽东“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这句话指引下探讨毛泽东与鲁迅“相通”或“相同”的一面，证明的是二者的一致性。但自2001年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抛出著名的“毛罗对话”之后，使上述结论遭遇到空前挑战。如果毛泽东在精神价值上与鲁迅存在根本冲突，为什么还要封他为“新文化的旗手”呢？学者田刚先后推出了《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文史哲》2011年2期）和《毛泽东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文史哲》2012年2期）两篇长文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毛泽东对鲁迅的理解是按照“六经注我”的方式，从革命家或政治家的价值立场出发。毛泽东视域中的“鲁迅”，是一个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的“鲁迅”。毛泽东与鲁迅，两者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出路、对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等方面的看法和主张，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鲁迅所谓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毛泽东在延安充分借重了“鲁迅”这一思想资源，并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阐释。毛泽东之选择鲁迅，是为了统一思想的历史需要。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和存在，把毛、鲁视为一体，是非历史的、更非理性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鲁迅的故事又有新篇章。尽管在阶级斗争中鲁迅的弟子们纷纷倒下，但鲁迅的旗帜没倒。最有代表性的要数鲁迅弟子胡风了，早在1949年即高歌《时间开始了》开创当代“颂歌”先河的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早已大打折扣，但胡风毕竟不赞同为政治需要而改写五四传统，不赞同文学为获得大众喜闻乐见而在价值和形式上全面迎合大众，也不赞同以民族风格和民间形式复活五四所竭力抨击的旧传统。他的文艺思想是要保留一点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保留一点启蒙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精神的命运。但是，如果从时代的文化表层考察，情况却完全不同：胡风被反复批判，最后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鲁迅却依然大写在新时代的文化旗帜上，作为偶像被顶礼膜拜。考察当年对胡风的批判，学者李新宇在《1955：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