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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思考 据称，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撰写的《我国粮食调控政策的战略规划》已上报国务院。《规划》对2008年来我国粮价异常波动作了深度分析，明确指出现在有来自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和冲突，致使现行的粮食调控机制已经被实质性弱化，矛头直指现阶段粮食市场最重要的调控手段——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今年是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正式实施的第10年，有必要对该政策进行系统性的反思。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最低收购价是否对市场价格具有扭曲作用，二是该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否是“乱局者”。最低收购价政策基本上实现了既定的政策目标，但是由于被寄予了过多的期望，其效用被低估了。可以说，最低收购价标准的设定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执行主体身份不清才是造成“逆向调控效应”的关键。 最低收购价政策与市场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最低收购价被指干预了市场制度，特别是近年来最低收购价标准连年提高，造成市场“只涨不跌”的预期。笔者认为，对于农产品市场，宏观调控的核心思想恰好在于“扭曲”市场价格，从而实现“反周期调控”。根据蛛网理论，农产品市场的供给存在滞后性，不能灵活地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市场的波动周期性明显：“价格下跌-减少供给-价格上涨-扩大种植-价格下跌”。加上信息不对称，导致单打独斗的农户无法成为“弄潮儿”，几千年来只能“随波逐流”，成为农产品周期的被动接受者。最低收购价政策是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一种，最低收购价标准的制定体现了国家意志，通过把粮食价格的波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减缓了价格大起大落对农民的伤害。 从正式启动最低收购价政策后的粮食市场运行情况来看，该政策基本实现了“稳定粮食市场价格”的政策目标。2005、2006年最低收购价略高于市场价，符合当时的供需基本面情况。由于2003年粮食产量和播种量均降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点，因此2004年粮食价格大幅反弹，受此刺激，当年农民种粮面积扩大。根据周期，2004年产量的增长将导致2005年粮价下跌，同时挫伤农民2005年的种粮积极性，再次陷入恶性循环。国家把2005、2006年的最低收购价定在略高于市场价的水平，正好平滑了波动，既提高了农民收入，又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而到了2010年，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恶果显现，通胀压力抬头，国家面对飞涨的粮价，仍然不断地提高最低收购价水平，恰是顺应潮流之举。粮价因长期处于低位而有价值回归的诉求，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最低收购价的提高幅度仍远低于市场价格，这又体现了国家实现粮价稳定上涨的调控目标。事实上，在高通胀背景下，国家通过最低收购价与市场价的这种“扭曲”，减缓而非助推了粮价的涨幅。从近几次国家上调最低收购价水平而市场反应平静来看，最低收购价提高是市场价格的结果，而非原因。它应享受惠农的美誉而不应有推高食品价格的骂名。 最低收购价水平的制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市场价格的“扭曲”，而在于如何准确把握“扭曲”的程度，科学地设定最低收购价。依笔者意见，最低收购价应当与市场价格相分离。原本两个不同性质的价格，就应当遵循不同的形成机制。实际上，许多发达国家也实行价格支持政策，如美国的无追索贷款和差价补贴，原理是一样的，都是由国家制定一个最低价格，以确保农户能在特定的价格之上销售产品，保障农户的最低收益。针对我国目前农民种粮收益严重偏低而导致种粮积极性下降的现象，可以参照日本对大米收购价格实行的“生产成本-收入补偿方案”。以前三年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按工业平均工资水平计算）为基础确定收购价，并随着成本和工业平均工资的提高而提高，以缩小工农收入差距。至于是否会因此而过度刺激生产，则无须担心。由于需求的膨胀，粮食处于紧平衡状态仍是我国长期面对的问题。而且这个价格的定位原则是保障其最低收益，并非保证其致富发财，所以产量急剧增长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出现生产过剩，也可以参考欧美的做法，如与参加无追溯信贷合同的农户签订休耕协议，由政府来控制该合同何时启动。 政策执行主体与市场的关系 真正使最低收购价政策背离了原来宗旨、对市场产生了逆向调控效应的是第二个问题，即执行主体的问题。自粮食市场全面放开以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应该成为市场竞争的一般主体，而政府仍然将其视为宏观调控主体，造成主体错位。更严重的是，宏观调控主体和市场一般主体出现了混化，制造了常说的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路径可发现，由农民到市场之间隔着中储粮及其委托收储企业，首先在第一个环节实现了粮食所有权的转移，然后按最低收购价售粮的农民退出当期流通体系，由收储企业取代其成为市场的卖家。以小麦为例，据统计，2010年中储粮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共2240.9万吨，占市场流通粮源的40%左右，托市小麦成为市场主要粮源，可见，收储企业还是个举足轻重的卖家。执行主体从农民向中储粮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