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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及其船队的军人身份与军事角色探究 庞继先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 我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被公认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对郑和统率的舰队曾给予高度评价：“明代海军远远胜于历史上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海军，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海军也难以与之匹敌，甚至所有欧洲国家的海军联合起来也比不上明代海军的力量。”那么，这样一支“海军”到底有怎样的面貌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就郑和下西洋中的军人身份、军事角色和军事作为等问题进行一些探究与讨论。 一、成份上以军为主，任务上以军为辅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武装船队。郑和船队所到之处,都是馈赠礼品迎送使节和平贸易参与宗教礼仪等友好交往。 ；船队的主要指挥者大多都担负着军职，郑和本人也“总兵官”武将。近海打击海盗劫掠的除患之战，一次是在锡兰山反击顽恶势力暗算的自卫之战，一次是在苏门答刺专门执行圣命剿匪安民的擒王之战。前两次属于除恶化险而不得不战，后一次属于遵照明成祖旨意而专程赴战。这些战事，在整个航海活动中仅仅是军事保障性行动，为确保船队安全和所在地区安宁而有限度地使用军事力量，并达到了预期目的。 这些有限的军事行动说明郑和船队所从事的军事活动属于非主导性的、防御性的和自卫性的，更没有军事入侵、军事占领和军事统治。这种军事行动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军事目的有限，以保证船队安全和地区的安宁稳定为限；二是作战对象有限，有挑衅行为并直接威胁船队安全的武装团伙，尤其是屡有恶行的首要分子；三是用兵数量有限，船队受条件所限不可能无限量地用兵或增兵；四是打击程度有限，对地区有霸道行为的武装团伙也是以有限惩罚和安抚劝善为主，而不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即使是为首者，只要能改恶从善也是既往不咎，如在第三次下西洋时对锡兰王亚烈苦奈尔的先擒后放等就是例证。 二、当政者派遣武装船队出洋，并非海权思想使然 从客观实际条件上看，限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在长期的自给自足式农业经济的主导下，即使是当时的中国明君贤臣们，也还没有运用海上力量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明确观念和迫切需求。如果对郑和大规模航海活动的原由与作用，作出超时代的解释，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以至可能会犯常识性错误。 从明成祖朱棣所推行的严格控制海上交往的政策上看，派遣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为发展国家对外贸易而往，更不是为开拓市场、攫取资源和输出资本而往，仅仅是想“扬威异域”、“怀柔远人”而已，与发展国家社会经济无直接关系，或属非首要问题。如在永乐二年，明王朝下文明令“禁民下海”，“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此举使所有民间原有的正常尖头海船变为了不适于在大海航行的平头船，此外还禁止建造两桅以上的帆船，这是从基本物质保证上削除“下海”的条件，成为落实朝廷禁海政策的重要措施。再如在永乐三年，朱明政权专门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立了市舶司机构，其职能是官府专门对与海外交往有关的使臣进行检查，其目的在于“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此举结果，不仅使“市舶司制度成为朱明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而且也是它用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有力工具”。凡此无不说明，作为当时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朱棣并无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主观意愿，也就更谈不上当政者企图利用带有军事属性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进行国家实力的扩张。至于有学者认为明朝永乐皇帝朱棣是主张对外开放的且是有作为的英明君主，本人认为朱棣在位期间确有一些利国利民的英明之举，但说他力行“对外开放”之策本人不以为然。史学界普遍认为，朱棣的作为之处主要在内而不在外。以上事例表明，对外开放（尤其是现代概念上的对外开放）的桂冠要戴到当时皇帝的头上似乎还有点根据不足，如若他们真正积极地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在实践中促成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实现航海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突破和良性循环，那么，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以至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就会与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历史文献大不一样了。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明朝当政者的头脑中还没有运用海上力量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海权意识，他们颇具“魄力”的大手笔，在使中国创造世界航海奇迹的同时，也在其背后埋下了悲剧性后果。 对郑和研究颇有奇见的英国人孟席斯认为，中国明代统治者所组织的规模极其浩大的航海活动，对“人力和财力的消耗无法估量，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无法支撑这样的损耗。”笔者同意这一判断，郑和航海活动有其被称为壮举的伟大一面，但由于在皇权封建统治下还难以做到科学的决策，对下西洋之举在总体上缺乏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战略指导，尤其是不太讲经济效益的行为，有悖于海权思想的基本取向，使系列性的空前浩大的航海活动形成对国力的严重透支。于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