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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股票市场重大事件回顾（中）建立国务院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 　　在确定上海和深圳继续作为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城市以后，除两市人民政府负有管理责任外，在国务院层面主要由人民银行担负监管职责。但是，人民银行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复杂，因为发行股票要进行股份制改组，要实行新的会计制度，要进行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如果是三资企业，还要经过外经贸部的同意。由于人民银行只管股票公开发行额度，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的其他政策的制定，还需要国务院其他部门配合，所以，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制度的请示》。经国务院领导同意，1991年5月，设立了我国最早的证券市场决策机构——股票市场办公会议。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由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召集，李贵鲜不在时，由人民银行副行长郭振乾召集。参加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的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委的有关领导。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的常设机构设在人民银行，主要任务是：确定全国股票市场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审定全国股票发行规模，根据国家计划确定上海、深圳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审定全国股票市场的管理办法；协调各部门关系；通报上海、深圳股票市场运作情况，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 　　第一次股票市场办公会议讨论了上海、深圳股票公开发行额度问题。既然确定上海、深圳两地进行股票市场试点，买的人又这么多，只能给上海、深圳额度，扩大股票公开发行数量，要求上海、深圳选择合适的股份制试点企业。由于当时并没有股票公开发行和股份制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只好起草了关于股票公开发行的一些基本要求，主要内容借鉴香港、英国、美国的证券法律。比如说，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得低于25%；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制，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成股份有限公司，要把资产折成股份，而且要在评估后折成股份；实行股份制的企业发行股票不能担保红利回报，还原股票风险性的股权投资属性；发行的股票面值必须统一，一元钱一股。当然还有信息披露、招股说明书等方面的要求。 　　按照当时股份制与股票公开发行规定的这么几条，上海、深圳负责挑选企业，由第一次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确定股票发行额度。我记得当时深圳报送的材料做得比较好，准备得比较充分，12家报送企业，每家的材料都是厚厚的一本，内容包括股票发行申请、招股说明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股改方案和股票发行方案。会议上大家一看，很像回事。上海市只是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报送了《关于报送上海市一九九一年股份制试点企业名单的请示》，选定22家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其中4家是新组建的，18家是改组设立的。此外，还有两家股份公司拟发行股票，即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亿元人民币面值的B种股票，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500万元人民币股票。另外两家股份公司增发人民币股票，即上海飞乐音响（600651）增发335万元，上海爱使电子增发230万元。 　　考虑到上海报送的材料缺乏企业股份制改制方案，最后股票市场办公会议原则同意了深圳12家企业的股票发行方案，给了相应的股票公开发行额度，大概是两亿多人民币。原则同意上海真空电子的B股发行额度和3家企业的股票公开发行，其他申请的企业则需制定好股份制试点方案后再定。 　　上海市民争购股票事件 　　股票市场办公会议确定了上海、深圳公开发行股票的额度后，由于供需矛盾突出，采取什么样的股票发行方式，一直是上海、深圳地方政府担心的问题。 　　在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初期，上海和深圳都出现过混乱现象，教训很深刻。 　　首先是1991年上海发生了股票认购混乱情况。遵照国务院领导批示，当时由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人民银行各派一名同志到上海对8月下旬的股票发行混乱情况进行了专题调查。我陪同国务院研究室的修培生同志进行了此次调查。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上海市民股票投资热方兴未艾。改革开放，居民收入普遍增加。6月底，上海又有20亿元国库券兑付，居民手持现金量大增。国家几次下调银行利率，使部分居民储蓄热情锐减。为了获得较高收益，许多居民急切需要为手中的现金寻找新的出路。加之深圳股市早期投机者获取暴利的诱惑以及上海股市行情看好，使上海市民对购买股票具有前所未有的热情。深圳等外地投资者动辄携带几十万元巨款来沪，更使上海股市热上加热。一方面，股票需求过热，另一方面股票供给十分有限。此次上市股票总共只有8000万元人民币的供应量，于是引发了上海部分市民扶老携幼、竞相排队的购股狂潮。 　　按规定，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应于8月21日上午开始发行，但在20日下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三个销售点已排起长队。至晚上8时左右，在云南中路、武定路等承销地段都形成了近万人的认购队伍。至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