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入华新教传教译业述评.docVIP

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冯天瑜 【论文分类】中国近代史 【论文网络来源】/K3 【学刊期数】2004年12期 【论文期刊来源】《史学月刊》 开封 2004年08期第30～35页 【英文标题】Comments on the Translations by Late Qing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FENG Tian-yu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ultur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作者简介】冯天瑜 1942- ，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 晚清入华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开展了规模空前的西学中译工作，其间发生“原语主义”与“译语主义”的论争。而晚清译业的实践证明，译语主义指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late Qing started large scal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works into Chinese,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scholars.In the course of their translation there occurred the debate oforiginalismandtargetism,and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late Qing proved that targetism was a very effective way of bridging the Sino-Western cultures. 【关 键 词】新教/名目/原语主义/译语主义Protestantism/name/originalism/targetism ［中图分类号］K252B9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 2004 08-0030-06 基督教的几个支派——“大秦景教”、“也里可温教”和耶稣会先后于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进入中国，其中由耶稣会扮演主角的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对中西文化及语汇交流造成较大影响。由于罗马教廷和清政府的否定性干预，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于18世纪初叶中断。经“百年禁教”之后，自19世纪初叶开始，基督教由其一大宗派——新教再度进入中国，此可谓基督教的第四次入华。诚如费正清所说：“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1] p2 之所以说新教传教士入华“最有意义”，是因为新教伦理（普世主义、敬业俭朴、勤劳致富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发展有着内在联系，新教热衷于介入各项世俗事务和世俗学术，称之“灵性奋兴”，而且，来自西欧北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的19世纪，恰值西方殖民主义大举东侵、中国社会发生旷古未遇的近代转型，故新教传教士入华在晚清文化的“古今中西”大交会中起到某种触媒剂作用，从而也在译学发展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本文不拟从政治层面讨论传教士的译业，而就译学史题旨，介绍入华新教传教士的译业实绩，并考析其发展理路。 　　一　马礼逊的《圣经》汉译及《华英字典》编纂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始于19世纪初，其先锋人物，是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到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arrison,1782～1834 ，他于1807年9月4日到澳门，9月7日抵广州。其时中国尚在“禁教”阶段，马礼逊自1809年起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正式雇员身份，从事“以文字播道”的传教译经活动，长达25年，直至1834年于广州辞世。 来华之前，马礼逊曾向在英国学习商务的华人容三德求教中文和儒学。他又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看到1793年由一英国人带回的天主教传教士巴色译成中文的《圣经》手稿，遂于1806年开始作汉译《圣经》的准备。来华之后，马礼逊自1808年起汉译《新约全书》，在华人陈老宜、李十公帮助下，于1801年译毕并刊行《使徒行传》，1811年刊行《路加福音》，1812年刊行《使徒书信》，1813年译毕全部《新约圣经》，在广州秘密刻印2000部。1814年，马礼逊与伦敦布道会派来的英格兰人、传教士米怜 William Milne,1785～1822 合作汉译《旧约全书》，1819年译毕。1823年将《新旧约全书》以《神天圣书》之名，合为21册线装本在马六甲出版。此为第一部汉文《圣经》，在汉字文化圈的中、日、朝有广远影响。马礼逊汉译《圣经》，曾参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所译圣经经卷，大体接受利玛窦 1552～1610 以“上帝”译God的译法，与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