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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门槛效应与房地产业发展 　　摘要：基于1999～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VES生产函数构建动态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与门槛面板估计方法对其进行估计，以此来分析FDI对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影响及其适度性。研究发现，FDI对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为负，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转换特征；中国房地产业FDI在量上已经跨越门槛值，负向效应逐步凸显，但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应对措施。 　　关键词：房地产；FDI；适度性；房地产业稳定 　　中图分类号：F293.3；F224；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7-0007-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贸易开放度不断提高以及参与国际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我国也成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强大“磁场”，吸引了大批外资。1983年我国FDI总额为226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108821亿美元，增长了4815倍，年均增幅达1543%①。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变，住房分配制度改革已同步实现了市场化进程，房地产业也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其发展的健康与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城市化进程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房地产的“双重”属性决定其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重要的投资品。即此，房地产的发展不仅调动了本土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也使外商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1997年我国房地产业FDI总额为6222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23986亿美元，上升了385倍，年均增长1093%（见图1）。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额占FDI的比重也由1997年的966%上升到2010年的2204%[1]，且这一比例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 　　FDI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主要形式，FDI从资本形成、技术扩散和促进竞争等途径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且吸引FDI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2]，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次贷”危机爆发后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吸引FDI规模骤然增加，明显超出了竞争正常增长所解释的范围，资金的稳定性十分值得怀疑[3]。加之现阶段我国房地产正处于结构转型、战略升级的关键时期，在各种利好消息的助推下，不但会助推房价上涨，导致资产泡沫，而且会使整体产业结构失衡、发展模式扭曲，为我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同时，大量的外资涌入会逐步削弱房地产的利益分配功能，不但造成财富的“外流”，还会形成“马太效应”，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在这种背景下外商投资房地产热情却依然不减，其隐含的动机值得进一步深刻评估和反思。那么现阶段我国房地产业FDI过多吗？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对现阶段学者的困惑提供实证证据，进一步清晰对FDI的全方位认知，增强政策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有的放矢，还可以甄别利弊促进我国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FDI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Samii等利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当劳动力需求量达到劳动人口限制时，FDI会推动工资上涨，反过来，高工资会使旨在维持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寻求型FDI收回他们的投资[4]。Nigel和James按照FDI的动机将其分为技术导向和成本导向两种类型，并分析了两类FDI对东道国生产率的预期效果。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FDI效应不同，唯有技术导向型的FDI才能导致生产力外溢[5]。Ashoka认为在过去的20年中，FDI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其形式多样、增长速度惊人，虽然对全球生产能力、企业跨境兼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很少有证据证明其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实现国家间收入趋同具有积极效应[6]。Magnus等研究了FDI对日本经济转型的影响，认为FDI在日本企业维持国外市场份额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7]。John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左右，若没有FDI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会降低3～4个百分点，如果FDI的稳定出现问题，中国的出口和整体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受到严峻挑战[8]。此外，Abdur和George运用新的计量方法对智利、马来西亚和泰国的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在智利是经济增长促进FDI增长，而马来西亚和泰国FDI和经济增长二者存在双向促进关系[9]。Patrick等认为全球化并不是国际贸易和FDI的必然原因，在相对开放的经济体系中，FDI的强度反而有所下降[10] 。 　　代谦和别朝霞在一个两国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了发达国家FDI产业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问题。研究发现，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