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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退出高考另有政治深意 2014-05-20 鲁宁 *本文系鲁宁先生独家供稿观察者网 英语是否要退出高考，社会争论已久。教育部曾多次放风，试探舆论反应。反复多轮，社会已然构筑的心理底线及由此渐成的共识是，此项改革早晚都会来，未来数年譬如2018年前后改革靴子落地可能性极大。 昨天，靴子落地的时间终于坐实了，观察者网也将其作为头条新闻。在前天杭州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九届亚洲比较教育学年会上，中国教育学会前任会长顾明远口气平和却十分肯定地称：英语将在2017年退出全国高考，语文、数学在新高考中的份量将加重。顾明远继而强调，英语考试不是简单取消，而是将改成类似四六级考试的方式，高中三年可考多次，全国如此。高考招生时，不同的高校可对参考学生提出不同的英语等级要求。 笔者以为，英语退出高考的消息由顾明远这样的前官方人士予以进一步披露和明确，权威性和可信度皆已足够：第一，避免舆论对此作过度解读、炒作和无谓争执；第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官方旨在集中精力埋头做好英语退出高考尤其是加大母语——语文教育份量的各项准备；第三，选择名气并不大的“亚洲比较教育年会”进行退考信息披露亦是一种官方智慧，比教育部高官一本正经对外宣布效果更好还预留出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由于英语教育围绕“高考”和“出国留学”这两根指挥棒已“转”了数十年，形成了一个盘面极大的英语教学获利产业，英语退出高考，这一既得利益产业的利益面临重新洗牌和调整，引发舆论的反弹，部分家长的不解，部分学生的茫然十分正常。浏览今日各报评论版，大多就英语退出高考刊发评论文章各抒已见。吐槽、讽刺、泼冷水、说风凉话的也不少。 笔者总共只受过10年学校教育，其中的三年电大还是参加工作后读的，自小没正经学过英语，照说没资格对英语退出高考说三道四，但若将其置于中国重建文化自信的大历史框架之下重新审视此事 ，觉得还是有必要多说几句： 置于历史大视野之下，英语当年从大西洋一隅走向世界，靠的是工业革命和坚船利炮在前面开道，可视为日不落帝国的殖民文化征服大半个世界的“历史辉煌”之一支。十九世纪末，英国开始走向衰落，美国取而代之，借助工业生产流水线和引领人类科技革命之潮头，美国极大巩固了英语在20世纪“世界第一语言”无可撼动的历史地位。支撑这一“历史地位”的基础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工业、科技、文化和价值观。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坚持自身母语教育和传承之外，选择何种外来语言作为教学传播的“第二语言”，不但与自身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更与整个世界大格局有关。新中国伴随东西方冷战而降生，使当时的中国别无选择地把俄语作为国家的“第二语言”。虽说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已全面恶化，但全国性的俄语教学还是勉强维持到了“文革”开始才全面中断。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国门主要“向西开启”，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西关系由此前的对抗转向合作。随着西风东渐，中国从上到下，各级学校均开始系统性地将英语作为国家“第二语言”纳入各层级教学计划，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英语教育已下移至幼儿园教学体系之中，如此情形也系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所罕见。 客观地看，通过全国普及英语教学，在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政治、科技等几乎所有领域，均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我们当对特定发展阶段英语在中国的普及心存感念之心。 然而，凡事最怕也最难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至当下，英语教学在中国亦早已呈走火入魔状。两个近乎于“残酷”的不争事实是：第一，过度的英语教学占用了数亿青少年有限的学习精力，国家则为此付出了不小的资源代价。于今回头看，大多数青少年从幼儿园到高校前后经历20年的英语教育，可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多数人其实用不上或者所用机会甚少；第二，在有限的时间内，过分强调英语教学，势必占据母语教学的时间和资源，严重削弱母语教育的质量。长期的“英长汉消”，导致以汉语作为传播媒介的中国文化被不断消蚀（当然还有其它更复杂的原因综合使然），青少年一代则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不断降低，母语教学的总体质量亦一路下滑。 英语退出高考，不是行政意志想退就可强制实施的，更不是教育部拍脑袋所能左右的。它必需要具备的外部条件是：第一，中国国力空前提高，文化影响力提升虽慢于国家经济实力之提升，但前者相伴后者而行已成客观事实；第二，国力大提升在潜移默化中开始重构中国的文化自信，这样的重构客观上使以母语作为承载叙事平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建（构）成为可能和必需。所以，它本是水到渠成之势，中共中央而非教育部（它只是执行机构）做出英语退出高考——适当淡化英语教育之决策，将重塑和提升母语教育水平和质量，乃顺势而为之战略决策而非简单对现有高考制度作小改小革。 重塑和提升母语教育，通过叙说中国故事（中国梦）弘扬中华文化并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变化始于新世纪初。最初的起步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