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docVIP

汉语语法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关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理论务虚 杨启光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汉语语法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汉代已开始在文献的解读中阐释虚词。宋元时期形成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高潮，除了有《语助》、《对类》等研究虚词和词类的专书问世外，还有涉及词论与句论的《文则》、专门研究句读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特别是《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归纳出了著名的“句：举起纲，文意断”的汉语句子观。总之，宋元时期的语法研究蔚为大观，同时又无不与训诂学、辞章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具有很强的语文实践指导性，以致当时的文学家、文论家无不讲“虚字”、“实字”、“字法”、“句法”与“句读”的，甚至还有运用语法研究成果分析诗的艺术、指导词的创作的。清代更是一个由音韵文字通经子百家的时代。在语法研究方面，编撰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如：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刘淇的《助字辩略》、袁仁林的《虚字说》、谢鼎卿的《虚字阐义》、吴昌莹的《经词衍释》等。这些著作归纳出了“体用不二”、“虚实对转”、“动静互赅”而“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出，则无从见矣”的字论和“训诂失而句读亦舛”的句论，从而显示出对于汉语语法本体和中华文化母体深刻的理论阐释力，进而与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一起共同构成了传统小学的光辉时代。[1] 毋庸讳言，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看来，这样的语法研究，根本就不是语法研究。因此，1898年，当马建忠先生以西方语法学框架构建《马氏文通》时，他就义无反顾告别了以“小学”为框架的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而全面地采用了西方语法学的描写框架和分析模式，传统的语法研究范式就这样在《马氏文通》之后嘎然而止。[2] 从此，汉语语法研究先是在模仿西方语法学、后是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走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这一个世纪历程中，随着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更迭，汉语语法研究也经历了构建词本位汉语语法学、句本位的汉语语法学和短语本位汉语语法学三大阶段。现简介如下： 一、词本位的汉语语法学 所谓词本位的汉语语法学，就是以西方大陆派传统语法[3]为范本而构建起来的汉语语法学，其代表作就是《马氏文通》。西方大陆派的传统语法，由于其描写对象是词语形态变化复杂的拉丁语、法语、斯拉夫语等，其语法体系重词法、轻句法，而且在句法的描写中往往是以词为单位的。在这样的语法学里，短语是不具有语法地位的。但是，它却适应词语形态丰繁的西方语言，所以，自古希腊时代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是西方语法学的主流学派。 《马氏文通》运用这样的西方传统语法学成功地构建起汉语语法学体系，将汉语语法从中国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获得能够独立发展的学术框架，其功绩永载史册。然而，由于《马氏文通》是以西方大陆派传统语法为范本的，一开始就遇到了一个不可解决的困难——“中国文字无变”，即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对此，马先生煞费苦心，特设“介字”，以济“次”之穷，设“华文所独”的“助字”，以“济夫动字不变之穷”。其结果，汉语语法学构建起来了，但纵观全书却有不少地方是架床叠屋的，而且正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的：“这部书几乎到处是矛盾”。[4] 因此，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它被句本位的汉语语法学所取代势在必然。 二、句本位的汉语语法学 第一个起来纠正《马氏文通》的失误并成功地构建起句本位的汉语语法学的是黎锦熙先生。他指出： 模仿从前西文Grammar 的“词类本位”的文法组织，非打破不可！仅就 九品词类，分别汇集一些法式和例证，弄成九个各不相关的单位，是文法书 最不自然的组织，是研究文法最不自然的进程。先就句子底发展，娴习词类 在句中各部分的种种位置和职权，然后继续地研究词类底细目：这乃是极自 然的事。[5] 黎先生的上述看法，一方面是看到《马氏文通》词本位汉语语法学对于汉语语法本体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西方英国派传统语法学影响的结果。于是，他以《纳氏文法》为范本，编撰出了著名的《新著国语文法》。这部著作放弃了《马氏文通》套取拉丁语三格而来的三“次”说，改为“实体词的七位”和词类转换论等，提出了“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句本位的汉语语法学说，归纳出了汉语句子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和补语等六大成分，创立了汉语句子的分析模式和程序。 《新著国语文法》，就其放弃形态学、专讲句法而言，具有与《马氏文通》同样意义的开创之功。然而，殊不知当它走出了西方大陆派传统语法的传统时，却又落入西方英国派传统语法的窠臼！ 英语由于近代失去了许多原有的形态变化，形态的配合关系与欧洲大陆的一些语言相比，变得不甚重要，句法的地位逐渐突出，句子分析的模式和程序逐步完善。这在语言的表层上无疑与汉语有许多“貌合”之处。因此，以《纳氏文法》为范本的《新著国语文法》一出版，就显示出比《马氏文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