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李孝悌)笔记.docVIP

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9 （台湾学术丛书/陈平原主编） 再版序言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否出现过civil society这一回事，西方学者有过激烈的争辩。我的看法是在二十世纪初，即使没有出现过制度性的与国家相制衡的“公民社会”，但民间各种蓬勃的自发性活动，其性质很显然的已经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别。这样一个“民间社会”的出现，不止在清末和民初的历史脉络中有意义，放在1949年之后权力国家的形成，以及各种社会势力——不管是传统的“士绅社会”，或我在本书中所谓的“民间社会”——土崩瓦解后的情势中来考量，也应该有更多让人省思的空间。 自序 我试图指出，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知识分子和人民及其文化的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成为此后中国历史中的一个主要题旨。为了救亡，人民和人民的文化被重新估量，而使得此后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史的发展呈现不同的风貌。 第一章 导论 革命只不过是旧王朝一连串改革的最高峰。 Schama在1989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时，出版了一本有关大革命的新书。在这本叫好又叫座的巨著中，Schama特别强调革命从一开始，就对不同阶级的人表现不同的意义。路易十六在各地颁发，要人命倾吐苦水的“诉冤状”，给一般人带来了过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国王真正的关心民生疾苦，要彻底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建立一个完全公正、平等的社会。所以从1788年冬天开始他们在各地攻击贵族，侵占其庄园、财产。事实上，多数贵族也愿意放弃特权，但他们所期望建立的新秩序却不仅于此。这些人真正受到启蒙思潮的熏陶，意图建立一个理性和现代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应该有更多的自由，更少的对反；劳力的流动性应该更频密；商业化的过程应该加速；经济活动也应该更趋理性。但对一般人民（或所谓的第三阶级）来说，更多的自由，更少的规范和各种现代化的发展与建设，却意味着更多的疑虑、不安，更大的伤害和负担。所以革命从一开始就向著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要求冲决网罗，一个却希望重新躲进旧有的茧壳中。 横堂： 革命的冲突，与其说是根本利益的冲突，倒不如说是关于革命的想象的冲突，革命正是由这些革命理想所构成的，而革命浪潮的消退也正是被那种失望情绪所支配的理想的幻灭。 站在马尔库塞的角度来说，解放在释放了压抑、压迫的同时，也使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变得虚无，快乐原则支配下的狂热最终被现实原则所控制。 鲁迅敏锐的观察，使他在革命后不久就洞悉了革命在许多方面所显露的虚妄本质。传统社会的诸多面相并没有被革命的怒潮冲刷蚀毁，而依然生动鲜活地体现在鲁迅笔下一个个卑微、平凡的人物身上。 Mary Wright认为清王朝因为改革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正好印证了托克维尔所说的：革命总发生在改革已经启动，人民生活渐趋好转之际。辛亥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是前者很少被赋予像后者那样全面性突破的意义。 许多蒙书的目的并不在教人识字，而是要灌输一套道德、价值观念，或是介绍某些具体、专门的知识。 横堂：从李孝悌的论述来看，启蒙运动在西方，首要的启蒙对象并非是下层民众或者一般民众，而是以上层社会或中上阶级作为宣导对象，启蒙在西方本身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非一般认为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自上而下的优势在于，上层本身产生了共识，为下一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中国式的启蒙则是以一般民众为启蒙对象，其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中国启蒙面临的困境在于孤立，既没有获得来自上层的认同，又因为启蒙者本身出自上层，所以得不到下层社会的认同。 孤立的启蒙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李泽厚曾经用“启蒙”与“救亡”这两个主题来解释五四运动及其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我认为这个解释同样适用于清末的许多发展。 第二章 白话报刊与宣传品 第一节 白话报刊 当时人所谓的“下流社会”或“下等社会”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定。不过成上面举的例子，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他们包括哪些人。基本上，这个阶层的人当然包括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人，和那些粗通文字的人。而白话报所针对的下流社会，大体指的还是粗通文字的人。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白话报创办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使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容易的管道去接触新知识、新思想，但它们所设定的对象，很多都并不仅局限于下层社会，而实际的阅读者，范围也很广。 至于白话报的内容，则以破除迷信、劝戒缠足、劝戒鸦片为主，另外还包括了一些劝善惩恶、攻击传统习俗、制度的文字和很多介绍新知的作品。 多数白话报固然是站在上对下的地位，对不识之无的愚夫愚妇施以教化，但也有像彭翼仲这样深知民间疾苦，秉持正义的原则，站在人民的立场，对滥用权势者痛加抨击的作法。 由胡适和陈独秀的例子，我们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末启蒙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间的关系，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末的白话文已经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