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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转变 张一兵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专 题 号】B1【复印期号】1998年02期【原文出处】《哲学研究》 京 1997年11期第7～14页【作者简介】张一兵　南京大学哲学系 长期以来，从前苏东学界到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边界被过分硬化了。以笔者近期对马克思一系列哲学、政治经济学文本重新解读所形成的看法，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来说，如果不深入地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科学建构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无论是青年马克思哲学的早期流变过程（1843 —1844年），还是科学方法论的形成（1845—1846年），特别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中所达到的关于人类现实社会历史发展及其本质的最重要的哲学成就（1847—1858年），都是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现实的政治经济研究进程中发生和发展的。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层逻辑进展来反观和确证哲学，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观臆想，而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真实的思想历程。本文仅就青年马克思早期研读经济学进程中的复杂哲学思想转换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以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起步是法哲学。开始是康德、费希特的“应有”与“现有”矛盾张力中的主体能动性，然后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凸现个性的自我意识（《博士论文》）。1841年青年马克思走进社会时，是一位唯心主义者。这种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性观念论，只是在接触到现实社会问题（《莱茵报》时期对经济利益关系的评判）时才开始出现裂痕。当马克思意识到必须真实地面对社会历史时，这就有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阅读线索的历史研究摘录——《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5—10月，5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2版，柏林， 以下简称MEGA2，第4部分第2卷）。从对这一文本的研究来看， 马克思并不是传统理解中那样简单地外在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在真实的社会历史研究中自觉地确认一般唯物主义前提的。马克思一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就不仅仅是费尔巴哈那种自然唯物主义，即直接的物质（自然）与意识的主宾颠倒，而是特指人的社会现实存在（所有制）决定观念。这一社会现实，实际上类似法国唯物主义已经提出的那种在社会生活中能“感到的东西”。这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唯物主义批判逻辑的真实原发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社会历史的结构性分析中，已经确立了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在对资本主义现实所作的过程性批判中，却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哲学中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是自然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直观描述逻辑；二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本学价值批判逻辑。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辩证法是神正论的另一种精致理论确认：《现象学》是他的出世说，《逻辑学》是造物主（体）的创世原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倒成了异化主体在现世物役赎救的历程（必然王国），终而在思辨的“绝对精神”觉醒中扬弃异化重新回到绝对观念的“上帝之城”（自由王国）。费尔巴哈的确正确地颠倒了黑格尔，自然物质是基础，人成为主体，但他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历史基础，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我同意卢卡奇的说法，黑格尔是当时唯一“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人（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在黑格尔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但长期为我们忽略的理论参照系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我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主要是唯心主义地抽象了的人类的总体认知结构及其历史辩证演进，但是，其中除去丰富的思想史线索，还内含着两个重大现实历史主题，一是法国大革命，二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如果说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那么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则内化为现实中绝对观念的隐性支配，即现代历史发展背后的“理性的狡计”。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最后是以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走向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从抽象到具体”，这是正确的，但却是肤浅的。因为自然唯物主义的简单直观性，使他无法真正透视黑格尔更深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青年马克思在走向一般唯物主义“感性具体”的进程中，也同样反对了黑格尔抽象的思辨逻辑。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第一次批判，的确是他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尚没有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学，所以他还无法理解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于是，一个很深的问题自然不能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焦点：即，剥离掉唯心主义前提，黑格尔为什么用国家与法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