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民间宗教特简论.doc12.docVIP

陕南宗教信仰特征简论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信仰是人的心灵被某种主张、或说教、或现象、或神秘力量所震撼从而在意识中自动建立起来的一套人生价值体系。因此宗教一般都与信仰相联系，但又不是完全的包容。陕南民间宗教既有信仰的特征，更多是迷信的色彩。 影响陕南宗教信仰的原因 一个地区的宗教信仰除了共性的宗教传承外，一定有与其独特地域相一致的独特特征。这些独特特征的形成必定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陕南宗教信仰形成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上古古国宗教文化。陕南是文明发源较早的地区之一。这里可考证的上古氏族有古华胥、神农、伏羲、巴人等十七个，这些古氏族国，虽然年代辽远，其生活的遗迹必定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延续并继承。这是陕南宗教信仰形成的最远源头。往古氏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流上可能随着国家的建立与统一，逐渐形成了正统的宗教，大众化信仰。诸如凤凰、龙、以及天地神灵等。而在山大沟深的不便利地区，民间原始宗教却会自然流传，陕南民间宗教的泛神灵化，自然神化信仰，可以推测是这些原始宗教信仰的遗留痕迹。 在夏、商、周时代，这里形成了诸多的小国，例如汉中有褒国、丹国、巴国、蜀国，安康的巴族国、庸国、靡国，商洛的商国、荆楚国等，这些古国其祭祀文化、宗教信仰并不是完全随着其政权的灭亡而完全消失，而是在很长时间内流传演变融合。甚至可能强化为神秘的地域性民间宗教信仰，例如叫魂（招魂）、立筷子，傩舞、跳大神等，这些都是带有远古风气的信仰。 第二、古代水陆交通的影响。陕南地区自东向西，有很多的交通要道。这些交通要道，有的因为历史名人的事迹，逐渐被神化，比如商洛与蓝田接壤的蓝关，“（蓝田）入商洛者必越岭而后达东出。即蓝田关也。今岭上有昌黎公祠”（《陕西通志》），又有三国时期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以及由故事而形成的神灵祭祀。故交通要道也是外来宗教传播的重要通道。举凡重要的交通干道，都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祭拜场所和传播地。 除了陆路以外，水陆交通也是传播外来宗教文化的重要途径。汉水连接了长江，是陕南连接东南的重要经济通道，上下往来的客商、旅客以及靠水运航线谋生的船工，都是宗教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不同地域的客商，船工以及旅客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随着他们水路的延伸，自然的传播、交汇、影响，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陕南的宗教独特性。 第三、地缘宗教影响。安康处于三个文化交汇地带。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关陇文化在和平时期会通过民间、官方的自由交流而互相影响。在战乱时期，这些地域由于流民、盗贼以及政府的驻兵而形成文化的交汇与影响。长期的互相影响，就固定为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这种综合性的信仰表现在神像的造像形式以及供奉的类型上显现的极为突出典型。陕南各地的地方志对这种影响记录的较为清晰。 《宁羌州志》：“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 《略阳县志》：“人性质直，崇节俭。风气兼南北，语音杂秦蜀……追先敬神，春祈秋报，有古之意焉。” 陕南历史地方志对这种地缘影响记录清晰。也是陕南宗教信仰多样性的一个历史证据。 第四、移民因素。陕南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仍，而山地地形又容易遭受水旱灾害，尤其是水害极为严重。战争、自然灾害必然的带来土匪横行。而这三方面互相激动的结果，就是当地生产力水平的下降、人口的锐减、土地的荒芜，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生凋敝，恢复无力。而在历代发展恢复的时期或者在繁华富庶地区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其他地区的人口会通过政府移民、自主移民以及逃荒的形式进入人烟稀少的陕南地区。 《商南县志》较早记录了注意到了移民对地方风俗信仰的影响：其一：《隋书地理志》云：“上洛弘农本与三秦同俗，自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率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犹同巴郡。” 其二：“邑自明末被流寇李自成杀伤殆尽。清顺治、康熙时，民少地荒，禽兽逼人。乾隆二十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商，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地虽属陕而服食、器用、文字、语言、实有南方风气。” 从上历史记载看，陕南地区每逢社会巨大变动之后，就会有大量的移民迁入。（参见陈良学《川陕移民与陕南开发》、《明清川陕大移民》）移民的迁入，不仅为当地带来了人力资源，开发了当地的自然资源，恢复了社会的基本生活形态，也带来了不同的观念和习俗，宗教的引入是必然的。这些移民背井离乡，远离故土，但其在宗教信仰反而会加强而持久。这些外来的信仰久而久之，随着外来人口的本地化，和外来人口的强势化，他们的宗教信仰会被同化或者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