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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活德育”的反思与重构 [摘要]针对我国学校德育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德育知识化和政治化而疏离儿童现实生活的弊端，“生活德育”论的主张应运而生，其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生活德育的提法有些片面笼统而含混，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上遭遇尴尬。从哲学、教育学和德育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严谨的审视，不难发现“生活德育”论在思维方式上不仅犯有形而上学的错误，而且也经不起教育历史与现实的事实检验和教育理论的拷问。因而，澄清问题，理清思路，在基于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重构“生活德育”方能使我国学校德育走出困境。 [关键词]生活德育；生活世界；反思；重构 [作者简介] 冯文全，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领衔导师（四川南充 637009）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一些学者在看到我国长期以来的学校德育存在政治化、智育化以及远离学生现实的生活世界而普遍盛行的空洞说教现象的同时，受到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讲的“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在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 的现象学思想的启发，纷纷提出了“生活德育”的主张。有学者认为：“现代德育由于其知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悬挂在空中破碎而又抽象的德育，这正是现代德育陷入困境的重要根源……据此，我们提出生活德育论”[2]；有人认为：“生活德育是现代德育走出困境，现代人走向完满的精神生活之需要。”[3]有人声称：“而对百余年历史沉积中的‘德育政治化’、‘德育知识化’问题……回归‘生活世界’是当代中国德育创新的必然选择。”[4]还有学者指出：由于“每个人都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来作出他的道德决定，绝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知识来应对各种不同的道德情景”，[5]因此，只有“走进方方面面的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进行道德教育”。[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这些论者针对我国学校德育“课堂化”、“知识化”、“政治化”、“说教化”等弊端而提出德育要面向儿童生活的主张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但是，由于提法本身带有去知识化、去政治化、去学校化乃至否定道德知识的普适性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的思维色彩，加之缺乏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德育实践的检验与支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德育理论的混乱和德育实践的迷茫。为此，本文将首先从教育史学的角度阐明德育何以与生活剥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进而从哲学、教育学、德育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审视“生活德育”论存在的理论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使学校德育走出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学校教育产生的必然结果——德育与生活的剥离 众所周知，在学校教育产生之前，也即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德育同其他教育（如生产劳动教育、宗教和艺术教育等）一样，还没有从生产生活活动中分化出来，德育的内容与手段方法等都是同原始的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的。那时的教育（包括德育），由于人类生存状况极其原始的限制，如既没有闲置的人手来专门从事教育活动，也没有剩余的财富和像样的建筑技术来建立专门的教育机构，更没有对道德规范和生活经验进行抽象概括的文字与书本，所以，教育的内容不仅与生产生活本身浑然一体，而且，教育的手段也主要是通过语言、口耳相传和实际行动的模仿。这正如我国已故著名教育史学家毛礼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对于生产经验的传道，氏族公社历史、习俗以及习惯的传递，还有道德品质的培养等等，都是一面靠口耳相传，一面靠观察模仿。”[7]一句话，在学校教育出现之前的原始形态的教育里，德育同其他所有教育一样是天然地与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的。然而，由于原始教育的低下、古朴与自然，我们并不能说，原始教育就是人类教育的理想状态，除非他是与老子一样有着深刻的复古心理的人。[8]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开始有了国家和阶级的产生，有了财产的剩余和诸多生产技术与建筑技术的诞生，加之生产经验的日益累积和伴随生产生活而带来的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日益丰富，以及统治阶级主观上需要为自己培养洽术人才和社会上客观需要人类文化遗产（包括道德）的代代相传，这样在众多因素的促成下，学校教育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又由于文字的出现和后来的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与利用，使学校教育的内容不仅从生产生活中剥离出来，而且通过过滤与筛选，把那些对国家（在剥削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国家只不过是为统治阶段利益服务的暴力工具）和社会最有用的人类世代积习起来的经验或社会道德与习俗等抽象概括为所谓的知识（其中自然包括道德知识），再通过分门别类的课程设置由专职的教师以课堂教学形式来实现人类知识的再生产。学校教育的出现，一方面，它意味着教育作为一种专门的文化传播的组织机构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