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转换：超越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docVIP

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 作者：陈明 周瑾 简介：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原道》主编， “原道文丛”主编，“原道”网站站长。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儒者之维》、《浮生论学》（与李泽厚合著）等。 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危机、化解焦虑，哲学界近年来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涉及到中与西、古与今、“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未来等问题。 　　危机产生的原因，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 　　从消极一面讲，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中国哲学”，在形态上不为世界哲学界所承认。黑格尔（G. Hegel）认为“中国哲学”算不上“真正的哲学”，甚至算不上“思想”。[注一]这不仅是出于西方中心立场和纯思辨标准，同时反映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判断：专制中国不能提供思想自由和主体性，也就无法产生抽象理智的结晶——哲学。对于东方压抑、束缚个性和创造性的判断，在文德尔班（W. Windelband）和韦伯（Max Weber）那里都可以见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客二元思维、概念的实体化、客观确定性的预设、对单一世界及其秩序的信仰为特性，东方“思想”以非概念思维为特征，颇受海氏欣赏。既反西方中心论也反形而上学的德里达（J. Derrida），得出的结论却和黑格尔类似——中国拥有“思想”而没有“哲学”，因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注二]无论是否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思辨标准，中国没有“哲学[注三]的做法得不到西方承认，确是一个危及根本的问题。 [注四]，或是落实为中国哲学面对时代问题的内在生命力[注五]，或是从方法的可行性转向对时代问题的关注，在传统资源与现实社会问题之间寻找对接点[注六]，或是以主体的姿态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注七]，以及关心中国和世界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给予自己的解决[注八]，等等。这种努力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在 　　我们愿将这种问题导向深化为基于民族生命、意志的意义自觉。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根本上是一种意义危机，它指向的不是传统思想文本及其解读，而是当代“哲学家”群体的工作及其产品，以及它们与民族生命/文化在精神上的自觉联系。具体来说，就是作为一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学科——“中国哲学”及其承担者的工作、劳动，不能如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在当下与历史、未来之间建立起意义和精神上的联系，不能在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建构起植基于民族生命-文化流的表达系统。从哪里来的历史叙事，到哪里去的终极关怀，我是谁的存在追问，均不能得到合情合理、 　　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这一切曾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论述。在一以贯之的天下理解和自我理解中，在天—命—性—心—情—身—事—制—技—物的圈层网络和四时六合的时空整体中，人与人、人与天（天道、天命）、人与万物、人与自我的关系，能够得到合理和有效的解释。历史叙事、终极关怀、存在追问，融汇于这民族大生命/文化之流中，使国人能够有所本、有所主，亦有所期待。但近代以来，这一论述系统被侵蚀、置换，最终被意识形态所覆盖。在历史上，华夏民族/文化共通体的义理架构和意义基设并非第一次遇到强大挑战，华夏文化曾用数百年的时间成功/文化的内在焊接，否认这种联系曾历史地存在过并塑模了和正在塑模着中国的形态、质态的事实，只能使民族成为失魂、无根的生物性存在，成为外来思潮的跑马场而任人驱策。现实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析解/组装时，很难紧贴着民族历史的本来面目、社会制度的演进、物质生活的发展以及人的真实情感、心态体验和社会的精神气质、情境氛围等诸方面内容，也很难紧扣中国人思想、观念、意识流变发展的真实主题和内在规律，去发掘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特色。如此，怎么可能挺立民族生命/意志/文化的主体性并深化自身的身份（政治/文化）认同呢？又怎么可能不陷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困境而难以突围呢？当然，吸纳西学自有其合法性和巨/文化的自我认同和当代创造。 　　就社会方面来看，最明显的一点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的帷幕，“摸着石头过河”，务实的中国二十多年来在试错中前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风习的改变和外来思想观念风尚的涌入，意识形态控制也在一步步放松；虽然禁令并没有解除，思想学术的政策导向仍然明确而严厉，但较诸以往毕竟有所改观，进一步的松动也似可预期；人文社会科学中受意识形态掌控最严的哲学，也在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