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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压力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作者：张嘉军 乔…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9-30 近年来的信访案件数量的急剧攀升使信访问题成为国家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也因此使信访案件的解决途径渐次成为继司法纠纷解决之后的第二个强有力的救济途径。而这已与信访制度创设之初“上传下达”的目标定位相去甚远甚至严重背离。在党和国家承受如此巨大的信访压力之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出现如此之多的信访案件的原因何在？我国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否在纠纷解决方面发挥应有功用？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运作理念以及建构上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与理论上的误区？如何建构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方能从源头上化解信访、大幅度减少信访案件的发生并进而有助于有效缓解时下我国空前巨大的信访压力？我们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我国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并进而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成功建构作应有贡献。 一、信访压力的现状及其成因 据有关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4年起全国群众来信、来访，尤其是集体上访的案件数呈现不断扩张态势，更为突出的是，在长达十一年的期间内呈现持续增长势头。“200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县级以上三级党政部门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分别比1995年上升2. 8倍和2. 6倍。2001年比上年又分别上升7.2%和11.7%。2000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的群众集体上访批次和人次分别比上年上升36. 8%和45.5%。2001年同比又分别上升36. 4%和38. 7%。群众集体上访增幅迅猛，占信访总量和上访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大。自1993年以来，全国信访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信量和个体访的量相对比较平稳，上升幅度不大，群众集体上访则呈较快速度的增长。从1995-2001年全国的统计数字看，集体上访的量（人次）已占到全国信访总量（件、人次）的56. 5%。从分年度的统计情况看，群众集体上访的人数占群众上访总人数的比例，1998年占59. 8%，1999年占66.3%，2000年占71. 2%，2001年占75. 6%。” [①]而进入21世纪以来，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的潮流开始出现并来势凶猛，全国各地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涌向北京、涌向党和政府的最高层。 面对不断增加的信访案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与重视，也引起了实践工作部门和理论界的关注，无论是党委政府还是实践部门和理论界都在思考：时下我国的信访制度缘何脱离了新中国创设这一制度初始动机――“下情上达”的目的？原本作为民主形式之一的信访制度，究竟为何演变成为今天如此受百姓推崇甚至发展成为对抗政府与国家的一种手段？大量信访案件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何在？在我们看来“信访潮”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主观方面，百姓心中难舍 “清官”情结。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清廉自律的官员一直是受到人们高度尊敬的特殊官僚群体。人们呼唤清官，赞美清官，将社会治平和百姓乐业的希望毫无保留地寄托在明君以及隶属于他们的清官身上，对清官的期盼已经构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正是这种传统简单的思维习惯一直激励着现今的人们不断上访，即使有其他的途径可供选择，他们依旧认为上访最有效、成本最低、自己内心接受程度也最高，而且大多数人都怀有“级别越高的官员越清廉”的想法，因为在他们看来“级别越高权力越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动辄进京上访，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到天子脚下晃一晃，地方官员就不敢不重视”，问题就越有可能被尽快解决。 （二）客观方面，社会转型引发纠纷数量骤增。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不仅使人们的关系从权力服从关系向权利平等关系转变，同时也使大量的纠纷爆发出来。因为在契约社会背景下，平等地位的主体之间易引发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不再像单位社会中那样在“内部消化”，更多的纠纷主体拥有纠纷解决的选择权使纠纷逐渐“外化”。另一方面，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系列改制和改革牵扯了大多数社会主体的利益，整个社会利益处于整合状态，因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医疗改革等引发的纠纷数量与日俱增，新型社会纠纷也在不断涌现。大量的纠纷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严峻的挑战，一旦处理不妥当即会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加上成功上访事例的刺激，很多纠纷主体都会选择以上访解决自身问题。 （三）纠纷解决机制自身问题突出。一方面，我们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使不同的纠纷得到不同的解决方式的顺利化解。在现阶段，各个纠纷解决方式都不完善，且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络与配合，某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并没有发挥其低成本、从当事人心理上化解纠纷的优势，导致整个纠纷解决体系过于依赖诉讼，这不仅使大量纠纷未经过滤就流向法院，造成案件的激增，同时也为司法解决纠纷的不公埋下隐患，量大势必引发效率与公正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