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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财税政策思考 近日，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变迁及影响因素研究》披露，1985年到2009年，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扩大。其中，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还有扩大趋势。 在广东，这一数字还更高。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采用同一统计口径），2009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574.72元，城镇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6931.45元，城镇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000.83元，两者差距约为9.49倍，高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到2010年，这一差距有所减小。去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97.8元，其中，城镇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3620.4元，城镇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934.29元，两者相差9.17倍。 实际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早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尼系数”近年来就是热点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一。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日前撰文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已超过了0.5。而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我国收入差距增大的趋势没有完全控制住。 实际上，居民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机制以及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收入层次结构和人口阶层规模结构。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是保持社会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须通过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相协调的制度与政策加以实现。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反映出一定程度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收入层次和人口阶层规模结构，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对经济社会的健康稳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收入差距的产生，可以通过以下因素来分析。 1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完整的落实。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去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从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的执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产力不发达，治穷是最主要的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 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由于没能完全理解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并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只要效率问题解决了，公平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平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国人的重视，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3）、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套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尚没有真正建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根据有关专家粗略计算，各种非法收入在全国范围内大约使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31%。 （4）、税收制度的不合理 　　毋庸置疑，国家通过健全的税收制度，可以有效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无论是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税率上来看，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要缴纳高很多的税收。然而令人奇怪的是，频繁出现在福布斯（或胡润）中国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们，并没有出现在缴税排行榜的前列。这充分说明了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的不健全。由于对于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必要的“限高”，导致了我国国民贫富差距的扩大。 （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解决我国贫富差距的方法，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规范和优化财政支出政策 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一种不以取得商品和劳务为补偿的支出，它直接面向贫困 地区，通过转移支付可以使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再分配。财政的转移支付包括一系列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和措施具体有财政支农、财政对落后地区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