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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收入分配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在经济、教育、医疗等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社会财富不平等分配程度的上升、传统婚姻家庭观念的逐渐瓦解等。中国所经历的这场社会变迁，不仅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同时还具有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潜力。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完成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作为一项全国性、综合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通过长期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该报告对当前的民生问题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探讨，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发现。 　　本刊选登《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中的“收入分配”篇，供读者了解当前中国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增长趋势、不平等程度和变化状况，以及影响中国家庭收入及不平等程度的社会机制，也希望为顶层设计者制定政策提供可靠的实证依据。 　　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特别供稿。 　　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的特点 　　最近20 年，伴随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家庭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1-2011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可支配年收入从1700.6 元增长到21809.8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3.6%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名义年纯收入从708.6 元增长到6977.3 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2.1%。而家庭收入水平与构成表现出以下特点： 　　1、家庭收入地区差异大，工资成为家庭收入最主要来源 　　2012 年全国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45665元，中位数为32414 元。从收入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最高，为56.1% ；其次是经营性收入，为26.6%；再次是转移性收入，为12.0% ；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较小。 　　分地区来看，各地家庭纯收入水平相差很大。上海一枝独秀，当地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84433 元，而平均家庭收入最低的辽宁为41668 元，即平均来说一个上海家庭一年的收入约为辽宁家庭的2 倍。但如果考虑到上海生活成本相对高的话，实际收入的差异会更低一些。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各地差异也很大。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礼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的工作场所逐渐从家庭转向生产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组织，如企业或事业单位。所以，在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或地区），工资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越高，而经营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低。表1 中各地经营性收入的差异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上海家庭的经营性收入比重最低，仅为5.5% ；甘肃家庭的比重最高，为32.5%。但从工资性收入上看，各地均已超过50%。 　　此外，各地家庭转移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差异也很大：上海最高，为24.9%；甘肃最低，为7.5%。转移性收入的多少一方面与各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有关；另一方面，由于转移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老年人的养老金，因此它也与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关。上海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另一方面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居前。甘肃在老龄化程度上不及上海严重，社会福利水平也不及上海。因此，反映在数字上，甘肃的转移性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会明显低于上海。 　　我们用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得到了人均家庭纯收入――一个与家庭福利水平关系更为密切的指标。全国人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为13033 元，中位数为8984 元。分地区来看，各地人均家庭纯收入差异很大。 　　2、家庭收入城乡差异明显 　　在城乡家庭纯收入的水平和构成比较上，城镇家庭纯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明显高于农村，这反映了城乡在家庭收入水平上仍存在巨大差异。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城镇和农村家庭在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上差异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村家庭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却有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低于农村，而转移性收入的比重高于农村。城乡家庭在经营性收入上的差异反映了城乡在现代化水平上的差异，而转移性收入的差异反映了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高低。由于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实际老龄化程度比城市更严重，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却明显向城市倾斜，这直接导致了农村家庭的转移性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家庭。 　　按人均家庭纯收入计算，城乡家庭在收入水平和构成上的差异依然明显，城镇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在收入结构上，城乡家庭在工资性收入比重上的差异不大，但农村家庭更多地依赖经营性收入，而城镇家庭的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较高。无论分地区还是分城乡来看，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都不高。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1 年城镇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2.7%，农村家庭为2.3%。由此可见，即使在官方统计数据中，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不高。 　　3、工作单位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