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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纠结于公私博弈 须正视跨地区联合维权 新华社重庆分社副总编黄豁： 　　社会矛盾纠结于公私博弈 　　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与缺乏制约、监督并拒绝“被驯服”的公权，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与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一种高发态势，触点多，燃点低，处理难，用官方的说法就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有的地方甚至在重复犯错，没有长进。 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的“孟连事件”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总结经验，培训干部，防范类似恶性事件发生。但是，2009年湖北“石首事件”却几乎是“瓮安事件”的“翻版”，瓮安是女中学生意外死亡，石首是饭店厨师意外死亡，结果都“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酿成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从表象看，当前的社会矛盾触点很多，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保维权、劳资纠纷等都是热点领域，各种矛盾冲突层出不穷，涉及社会各个阶层。从总体上看，当前的社会矛盾实质是利益冲突，绝大多数都是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利益个体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唤起政府的关注，使自身利益能得到政府的确认和保障。 　　但从根本上讲，当前社会矛盾的纠结点在于——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与缺乏制约、监督并拒绝“被驯服”的公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博弈。这两者力量的对比与消长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理解为何当前社会矛盾的敏感性、关联性、对抗性及破坏性正在不断走强。 　　“公权”VS“私权” 　　当前“公权”与“私权”的两端对立与暴力博弈，在城市拆迁领域尤其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之比喻为“拆迁战争”也不为过。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土地价值倍增，由此带来的巨额出让金、财政收入以及房地产业拉动的GDP增长和官员政绩，使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权力+资本”的自利型政治集团，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魔力让他们欲罢不能。 　　而拆迁户插国旗、扔燃烧瓶、点煤气罐，甚至举火自焚以命抗争都不能阻挡推土机摧毁家园，还可能因“暴力抗法”进班房。在法治社会下，类似拆迁的利益冲突完全可以由司法途径获得解决，但现实社会中，法律在公权力面前显得软弱，私权的保障也就无处落实。 　　在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类似于“山寨王国”，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在自己的辖区内主宰一切，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他们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有了“权力通吃”的底气，掌握公权的人当然不愿意与他人协商，更不可能让渡利益，达成妥协。 　　而另外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互联网在我国迅猛发展10余年来，民众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普遍觉醒，摆脱了臣民对人的依赖，摆脱了市民对物的依赖，摆脱了人民的敌我二分法，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热情高涨。一些地方的执政者如果意识不到，或者抗拒这样的时代变化，那么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及破坏性只会越来越强，可能陷入“不走到绝路决不回头”的历史陷阱。 　　让人担心的是，在近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中，无论是掌握权力的基层官员，还是维权的普通民众，对在法治框架内解决矛盾冲突都缺乏信心和耐心，造成两端对立，难以达成社会契约。大家似乎都觉得唯有暴力、国家机器等强硬手段才是解决问题的“特效药”，而曾被大家称道的重庆处置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对话——协商——妥协”模式如同昙花一现，始终未能成为主流。 　　比如2009年发生的“通钢事件”，愤怒的国企职工直接将入主的民营企业总经理殴打致死，这种仇恨的宣泄与极端情绪其实是企业改制问题的总爆发。长期以来，企业改制中职工诉求渠道不畅，“被剥夺感”、“被忽视感”成为工人的集体意识。在上访、护厂、堵路等手段已经让社会麻木，引不起重视后，工人的行为必然趋向于极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暴力化的讨价还价。 　　正视跨地区、跨阶层联合维权 　　近年来，维权群体跨地区、跨阶层联合的趋势日渐明显。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很简单。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身份认同让维权者很容易找到共同点，自然就会形成超越地域界限的阶层联合。 　　从自己了解的情况看，“维权”群体维护的都是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且绝大多数都有一定道理，几乎没有因意识形态或政治因素而形成的“维权”群体，中国老百姓绝对不会吃饱了饭没事干就成立一个什么组织让政府闹心。因此，政府要重视他们的诉求，而没有必要过度紧张，甚至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敌手从而激化矛盾。 　　更为关键的是，在一些地方，对于“维权”群体，不少官员信奉的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上访群体的人数越多，声势越壮大，当政者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考虑，就越重视。这也是“维权”群体跨地区、跨阶层联合的重要推手。 　　看看不少地方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