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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时代”智慧城管的发展维度与理想模型 　　导读：当前，没有其它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战略像低碳、生态化城市发展战略这样存在如此普遍的共识，因为低碳、生态化是中国乃至世界城市未来必然的发展模式。但是，与普遍共识相比，目前尚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生态城市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基础、方法论、指标体系、规划设计原理、政策体系，以及相关的建设技术和实践经验，中国的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原有城市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今天，大力发展低碳生态城市，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文明本底的“C模式”城市发展道路，是我国当前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迫切需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一种以3S(GIS、GPS、RS)、2C(Computer、Communication)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城市管理新模式——数字城管在北京市东城区诞生，并迅速在全国大中城市得到推广。数字城管在不到十年的发展中，既引发了我国城市管理模式的深刻变化，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从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数字城管的社会期求。问题发现滞后、预警被动、社会管理压力增大等城市化进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数字城管必将为“响应更及时、手段更先进、覆盖更全面”的智慧城管所取代。 　　一、世纪之交我国城市管理发展模式的逻辑推演 　　综观世纪之交我国的城市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出城市管理在新型城市化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双轮驱动下演进的历史轨迹。在不足十年间，不仅完成了由传统城市管理向数字城管的飞跃，而且随着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兴起，即将迈入到智慧城管的崭新时代。从技术层面看，数字城管是对传统城市管理的“扬弃”，智慧城管将是对数字城管的“扬弃”和全面超越。在时代诉求、管理手段、反映方式、社会效果等方面，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被动到主动、由粗放向精细、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展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城市管理在经历相对短暂的数字城管发展阶段后，将逐步迈入智慧城管阶段，在智慧城市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二、智慧城管的生成语境 　　智慧城管是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信息融合、网络通讯、数据分析与挖掘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强化信息获取自动化、监督管理精细化，业务职能协同化，服务手段多样化，辅助决策智能化、执法手段人性化，通过信息资源整合实现城市管理要素、城市管理过程、城市管理决策等全方位的智慧化。 　　智慧城管的产生既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充足的技术条件，也离不开政府角色转变和公民社会的推动。具体表现在： 　　（一）数字城管的行动困境 　　从客观来说，数字城管的实施，根本改变了传统城市管理“发现问题靠举报，处置问题靠突击，解决问题靠批示”的弊端，实现了“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问题和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处置标准更为精细、规范，部门责任更为明晰，尤其是3S、2C等信息技术的采用，推动了城市管理由被动向主动、粗放向精细、开放向闭合、单一向综合、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数字城管并未解决传统城市管理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如表2所示。 　　（二）智慧城市的蓬勃兴起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城市发展的步伐尚未放缓，而智慧城市建设的大幕已在我国悄然拉开。目前，北京、上海、宁波、深圳、无锡、武汉、南京、佛山、昆明、成都等国内城市已纷纷启动“智慧城市”战略，意在抢占先发优势[1]；智慧交通、智慧医院、智慧社区正在一些城市蓬勃兴起，也从根本上改变着城市居民的现代生活。城市管理，作为促进现代城市高速运转的重要一环，必须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时代语境中，加速由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型的发展进程，在管理理念与技术手段上实现与智慧城市的全面衔接，全面开启“智慧城管”的新纪元。 　　（三）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没有服务就没有现代政府。[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大了行政体制的改革力度，政府的角色定位正由“管制型”、“全能型”向“服务型”、“效能型”转变，政府实施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也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变为“强政府”、“强社会”。要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政府在对城市的管理中，就必须彻底摒弃高高在上、“包打天下”的姿态，畅通民主管理的渠道。一是要进一步细化管理标准，明晰相关部门的管理责任，确保管理不“失位”；二是要引入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涉及市容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城市管理对象实现全方位、全时段和全员参与的管理，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城市管理中强事后处置、弱事前预警，强日常管理、弱应急处置以及强问题处置、弱数据支撑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