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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德性”与“道问学” 　　摘要： 朱熹和陆九渊虽同为我国历史上的理学大师，但两人却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理学理论。朱熹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而陆九渊则更重视“尊德性”。这种理论上的异同性在二人的教育观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不论是在教育本体论、教育方法还是德育观上，两人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二人在教育理想和为学手段上又有着共通之处。 　　关键词： “尊德性”；“道问学”；理学；教育观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2-0055-06 　　“尊德性”与“道问学”最早出于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中庸》认为道之根本在于中庸或曰“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君子欲达中庸之道，必须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是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即为“尊德性”或称为“自诚明，谓之性”；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在于身心之外的道德知识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从而达到对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被称之为的“道问学”或曰“自明诚，谓之教”。君子只有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才能将天赋的道德之性发扬光大，并最终达到“中庸”的境界。《中庸》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重在阐释它们各自的内涵及意义，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明确界定，这也就给后世学者们留下了争鸣的空间。此间，以南宋时期两大理学巨子——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争辩最为激烈也是影响最广而深远的。两人同为理学大师，却秉着不同的理学研究思路，在鹅湖交汇，畅辩各自的理学之道，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与碰撞，可谓是承上启下：承孔子以来儒家学术发展之精华，启后世儒学前进之方向。鹅湖之会，不仅是朱陆两人在哲学观、伦理观上的交汇，同时也是两人在教育观上的一次正面碰撞。 　　一、鹅湖之会 　　鉴于朱陆在各自立场上的争论不断，却又寻不到一个令双方都信服满意的结果，于是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六月，由二人的共同好友——吕祖谦牵线，邀约朱陆（陆九龄、陆九渊）双方在信州（今江西上饶）的鹅湖，举行了一场公开的学术讨论会议。在会上，朱陆两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就是“为学之方”或曰“教人之法”。正如朱子所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1]兴致极高的陆九渊在会上赋了一首讥讽朱熹之学的诗：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竞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陆九渊在为学之方上坚持“尊德性而御道问学”的观点。他从“心即理”的哲学本体论出发，认为朱熹所谓的格物穷理、“道问学”过于支离，拘于小节，不足取。真正的学问只有一种，那就是“尊德性”，只要吾心悟到了理的真谛，那万物就皆能备了，毋须别言格物。当日陆九渊作下这首诗后，着实把朱熹气得不轻，以致鹅湖之会不欢而散。然而朱熹终究还是不满于当日的争论结果，因此，时隔三年，朱熹在完善了自家学术之后，还是回敬了陆九渊一首诗： 　　德业风流同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遂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由此可见，朱熹对自己的学说还是相当有自信的。与陆氏所不同的是，他在坚持以“尊德性”为根本出发点的同时，也承认并强调“道问学”的独立性和实际作用。朱熹认为：“尊德性，所以存心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2]他指出“尊德性”是存心养性以极道体之大的道德修养工夫，而“道问学”则是通过格物致知、读书穷理以尽道体之细的道德学习，二者不可偏废。而且，欲“尊德性”必先通过“道问学”之路，即获取足够多的知识和学问方能实现。[3]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陆氏门人朱享道很好地总结了朱陆之间的这一场有关“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他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4]此次带有民间自由团体性质的学术探讨，在哲学、伦理以及教育上对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朱熹与陆九渊教育观的差异 　　（一）“变气复性”与“道器一体”——朱陆在教育本体论上的碰撞 　　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哲学中研究世界或宇宙的本源或本性问题，以及万物存在所奉行的基本规律和法则。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