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的启示.docVIP

“走出中世纪”的启示 朱维铮先生 　　记得第一次与朱维铮先生见面是在一九八三年底或一九八四年初，那时我刚开始在哈佛读书不久，朱先生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大概回国途中顺便到哈佛，我们就在神学院路二号的哈佛燕京学社见面。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那次谈话时间不长，朱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博学而又善于谈吐，态度十分亲切。一九九八年我到香港工作以来，和朱先生见面就有更多机会。在香港见过很多次，每次我到上海，也一定会和他相见交谈。有几次他和我一起去看望王元化先生，还有几次我住在复旦的假日皇冠酒店，他骑脚踏车到旅馆来看我。每次见面都很愉快，最后一次则是在二○一一年十一月，我到复旦大学做光华人文系列讲座，和李天纲约好去见他。那天他刚好从医院回到家里，我们下午到他家时，见他精神很好，夫人王医生照料他坐在一把舒适的单人椅上，我们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一面喝茶，一面聊天。后来有两位出版社的编辑来访，我们就告辞离开了。那时候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我和朱维铮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朱先生辞世时七十六岁，按现在平均年龄说来并不算得很高寿，但他患了致命的肺癌，也许他太喜欢抽烟、喝烈酒，就使病魔有机可乘，过早夺去了他可贵的生命，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史学家，一位关切社会、见解独到、谈锋犀利、敢于批评时政的知识分子。 　　朱维铮先生性格直率，对时下的许多人许多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无论社会上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