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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 2010年07月29日15:10新华网朱维铮我要评论(4) 字号：T|T 商鞅于公元前四世纪在秦国主持的变法，结局似乎是人亡政举，他本人惨死，而他的事业直到秦始皇还延续，甚至被说成“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与十三世纪以后已成“孔门传心之法”的《中庸》“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哲理相悖。因而从战国晚期到清末民初，每逢历史面临变革，关于商鞅其人其政，总会旧话重提，所谓“评价”的对立也越发突显。如此轮回，最近的世纪更替时期，又有几度。马克思说过：“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我以为，任何历史问题，不争论是不可能的，价值判断的差异总会存在，可是不问历史“是什么”，就急于追究“为什么”，至少相信历史并非纯观念者都难以苟同。本篇即我清理商鞅变法史的一个陈述，就正于方家。 “孤秦”要图强 古典中国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叶进入战国时代。顾名思义，这个时代的表征，便是诸侯国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不断。假如按照司马光主编的编年史名著《资治通鉴》，将公元前四0三年东周“天子”承认三晋即韩赵魏三国君主为诸侯，作为战国的开端，那么不过三四十年，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列强兼并战争，已形成七雄并立的局面。 七雄即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诸侯。其中唯有秦国在黄河与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较河东和山东六国要低得多。公元前三六二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就面对这样的列强态势：“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1]清初王大夫曾说秦国为“孤秦”，看来有历史理由。 相传孔子晚年删订的《尚书》，以《秦誓》终篇。《秦誓》的作者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一年在位）曾列名“春秋五霸”[2]。岂料穆公以后，秦国声价一路下跌，乃至被“中国”诸侯，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蛮的楚王，排斥在“中国”以外，被当作夷狄，年轻的秦孝公，愤慨可知，因而即位当年，就公开宣称志在恢复穆公霸业，“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3] 应召入秦的外国“奇才” 尊官分土，就是给以高官和封邑。这在春秋时代的霸国已实行，而秦孝公特别声明要给来自外国的宾客以这类待遇，当然对山东六国的智者，很有吸引力。 果然，秦孝公的通令，引来了一位杰士。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名鞅。成年后跑到卫国，成为执政公叔痤的家臣，自称卫国公孙，因而称公孙鞅，又称卫鞅。相传公叔痤称他为“奇才”，临终曾向魏惠王推荐卫鞅继其执政，且说如不用就应将卫鞅杀掉。卫鞅逆料魏惠王必谓公叔痤临死乱命，从容离魏赴秦。 卫鞅入秦，年方“而立”，却已洞悉宫廷钻营术。他首先结交秦孝公宠信的宦官，走后门得以见王，然后依次拿出称帝称王称霸三种政治设计，逆料孝公必对霸道感兴趣。果不其然，秦孝公特别钟情于他的“强国之术”，“卒用鞅法”。[4] 在秦变法二十年 据司马迁著《秦本纪》，秦自开国，到孝公立，已逾五百年。如此古国，法度传统早已凝固， “变法”谈何容易？ 好在从秦穆公起，秦国内乱十余世，而乱之焦点在于争夺君位，而君位的吸引力就在于权力独断。秦孝公既已掌控独断权力，于是以下记载便不奇怪：“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5] 需要说明，第一“百姓”非指庶民，而指“群臣之父子兄弟”[6]。第二，“居三年”，当为秦孝公六年（公元前三五六年），这年秦孝公才拜卫鞅为左庶长，赋予他将军权力，反证此前秦国变法由孝公出面，卫鞅尚居幕后，因而近人以为商鞅变法始于秦孝公六年，乃不明秦国权力运作实情。 揆诸历史，商鞅在秦国变法，始于秦孝公三年，至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君死而商君亦死，凡二十年。 据司马迁《商君列传》，卫鞅在秦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于是秦孝公升他为大良造[7]。以后《史记》称卫鞅二度率军破魏，还封于商洛十五邑，“号为商君”。从此卫鞅称作商鞅。但仅两年，秦孝公死了，商鞅还能继续执政吗？ 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 2010年07月29日15:10新华网朱维铮我要评论(4) 字号：T|T 析商鞅的变法初令 商鞅在秦国执政期间，曾经两度颁布变法令。 初令是商鞅任左庶长以后所定，时间在秦孝公六年，当公元前三五六年：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8] 这道新法令的内涵，显然是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底层的民，当指对国家承担纳税服役任务的生产者，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组重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