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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 9852字 投稿:邱憇憈
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 9852字 投稿:邱憇憈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粮食供应不能主要依靠进口,而即使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供给高度依赖于进口,那么它可能会构成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约束。关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Brown(1994)曾写了《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到2030年将需要进口3.05亿吨粮食弥补国内的缺口,从而会威胁到世界的粮食供给,但是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Johnson(1994)并不认同这一判断,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的食物养活人民而不会影响世界粮食供给。由此争论可见,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它甚至会产生重大国际影响,因而研究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目前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农业生产基础薄弱,现代科技的应用程度并不高,然而,在目前快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迁移进入城市部门,这将是影响粮食安全问题的重大因素。当一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农业部门之后,他不仅不再生产粮食,而且还要农民生产粮食来养活他。从这个角度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比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减少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影响要更大。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数量大、增速快,其对于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影响非常值得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动机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的粮食生产以及粮食安全问题之所以重要,除了粮食本身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促使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第一,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新中国建立后60多年的工业化吸收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关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已经消耗完毕还存在着争论。从2003~2004年开始,劳动力的工资表现出明显上涨的趋势,东南沿海城市也出现了招工难现象,这被媒体称为“民工荒”。对于这一现象,蔡昉(2007a,2007b)较早地提出这预示着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类似地,Zhang et al.(2011)利用甘肃贫困地区调研数据的研究发现,2003年后该地区实际雇工的工资无论在农忙时还是在农闲时都已开始大幅上涨,据此推测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出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民工短缺、工资上涨等现象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例如Knight et al.(2010)认为民工工资上涨和农村劳动力剩余并存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导致的;陆铭(2011)也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假设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新变化不能简单地与“刘易斯拐点”对应。许庆等(2013)基于县级数据研究认为,中国并没有出现全局性的劳动力短缺。还有部分研究认为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并不明显,因而并不符合“刘易斯拐点”的前提条件。Minami和Ma(2010)通过估计1990~1995年、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三个时间段的农业生产函数来计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并将其与日本的历史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另外,姚洋和余淼杰(2009)指出,低技能劳动力真实工资的增长可能是由于农村收入增长和经济的周期性繁荣所致,与“刘易斯拐点”无关。
第二,现有研究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是否影响中国的粮食产出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例如,Avner和Ayal(2002)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并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利于增强中国的粮食安全;朱农(2005)则认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促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领域,从而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但是,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或结论,例如Charlotte(2009)和Mancinelli et al.(2010)的研究认为,教育水平更高的劳动力更有可能迁入城市,这会造成农村人力资本的下降,进而影响粮食产出;吕新业(2003)则认为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粮食生产者主要是妇女和老人,这一趋势的发展会使农业从业者的科技素质降低,从而会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秦立建等(2011)基于安徽省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的转移减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工量,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效率。
第三,从理论上讲,即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被消耗完,劳动力继续转移也未必会导致影响粮食安全问题,这是因为农户可以采取两个策略来应对劳动力转移:一是在粮食生产中更多地用机械动力,或者更多地投入其他农业生产要素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降低;二是重新配置劳动力在粮食和非粮食生产中的投入,比如减少林、牧、渔业或对经济作物的劳动力投入,从而降低劳动力迁移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
第四,即使农村劳动力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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