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docVIP

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 刘星 　　如果一个哲学家一旦抓住了某个他喜爱的原理，而这个原理也许能说明许多自然现象，他就会把这个原理扩大到说明整个世界……[1] 　　……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便同时也将一个法官和惩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这样便造成了一个新的主权者。[2] 　　在本文中，我将对“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3]的有关问题作出分析。在副题中，我使用了“诊断”一词，其意在于表明我对分析对象具有“批判性”的分析意识。 　　鉴于“现代性观念”一词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用语，而且，相对于法学语境而言是一个晚近的“语词成员”，我将首先对其作出必要的限定和说明。在本文中，我使用“现代性观念”一词，并非意在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我认为在澄清了该词的大致含义以后我们可以较为顺利地探讨一些相关的问题。“现代性观念”，就此而言，是一个较好而且便利的语词工具。“现代性观念”一词包含了一些特定的语意，这些语意可能是其他语词不易阐发和指示的，因而，舍弃这一词语可能会导致某些问题的不易梳理和廓清。 　　“现代法治”，则是人们熟悉的语词。但是，像“现代性观念”一词一样，其也包含了诸多不易澄清的含义。从各种角度，我们都可以对“现代法治”作出自己的理解和说明[4]。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对“现代法治”存在着较为普遍性的一般理解[5]，但是，大多数学者实际上都在提出自己的“现代法治”观念或概念的定位标向[6]。在我看来，“现代法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一个和历史语境交织在一起的具有变迁谱系的话语标记。所以这样来说，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因为正如过去的历史主体基于自己的历史条件不能而且无法要求后来的历史主体对“法治”只能作出一种理解一样，现时的社会主体，基于以及囿于自己的现实条件，不能而且也不应期待过去的历史主体只能表达一类的“法治”意识。因此，出于同样的目的，亦即为了顺利地探讨问题，我在说明“现代性观念”之后也将对“现代法治”作出说明。 　　自然，在这里需要事先表明的是，在澄清和说明这样两个语词的时候，我将尽量尊重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两词的较为普遍的“大致含义指涉”。毕竟，我们是在当下语境中来探讨问题的。 　　“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都表达了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话语的宣扬和传播，“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律和法学中甚至在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或社会领域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导引作用。在本文中，我将指出，“现代性观念”作为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在分析“现代性观念”的问题的时候，我将会指出，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诊断式”的分析说明正是意在指出问题。在我看来，探讨中国的法治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法治问题，当我们可以揭示“现代性观念”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发现“现代性观念”掩护下的“现代法治”的问题，从而，我们也就能够觉察另类的解决中国法治问题的方向和前景，关注另类的法治建设的设想与方案。我需要事先着重说明的是，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在后面我将说明“现代化”和“现代性”以及“现代性观念”的关系）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的有益健康的展开。在本文中，“诊断式”的分析，仅仅意味着在理解支持主流观念的同时揭发问题的另一方面，提示问题的另一思路。 　　一 　　为了理解“现代性观念”，我们首先有必要说明一下“现代性”这一词语的大致含义指涉。[7]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语境中，“现代性”一词大体来自英语的modernity。[8]作为语词的使用，其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现代化”一词有着重要区别。“现代性”不是一个类似“现代化”的时间定点概念。“现代化”指示了一种特定时代印记的“先进状态”，具有相对固定的时间限定和形态标志。与此不同，“现代性”一般而言是指社会历史的总体直线性的进步。“现代性”一词的意思是在说明，社会历史固然是复杂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存在着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前进模式，这一模式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出现了，并且，随着各种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9]这一模式逐渐呈现了“代表性”和“旗帜性”，从而率领着各种社会在不同的时间段走向相同的目的地。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欧洲起源的一种社会生活（social life）或组织（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