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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式全流通试点可成为重大利好 刘纪鹏 　　补偿式全流通成为股市重大利好的前提条件是：非流通股要在二级市场缩股;缩股减持转让要和全流通统一起来，同步推进;缩股减持和转让的对象必须是流通股股东;缩股减持和转让的补偿方式，应在政府的引导下，由各公司的两种股东协商解决;坚持上市公司不制定缩股等补偿式全流通方案，非流通股不能流通的原则;非流通股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步实现流通 　　今天，具有新兴转轨特征的中国股市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决定中国股市下一步走势和中国资本市场究竟以何种方式实现国际化和进一步市场化的关键是如何解决1200家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这已为人们所共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6000多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企脱困贡献了8600亿资金的投资人的切身利益问题，而且事关中国资本市场在实现自身的规范化和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进程中，究竟是继续遵循渐变、稳定过渡发展、实事求是符合国情的改革方略，还是放弃实践已证明成功的中国改革方法论，在关键时刻，步入“休克疗法”的误区。我们不能继续回避这一矛盾。 　　全流通问题正使我们经历着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考验是我国资本市场成立十一年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因为它要解决的是十一年以来未能解决的难题，这一关如果闯不过去，它将使我们前二十年积累的改革经验和方法论丧失殆尽，它所引来的震荡将使我们不仅仅在经济上产生的连锁反应将中国经济带入下降通道，而且在政治上的后患也是不可低估的。 　　全流通是纲，国家股减持是目，纲举则目张 　　纵观去年6月以来长达一年半的围绕国家股减持这一问题，理论上对中国资本市场如何发展的大争论和现实中股市行情的不正常持续下跌，人们已普遍把关注的焦点从国家股减持转化到股份的全流通问题上来。应该说，政府有关部门是希望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能够保持稳定，在指导思想上也愿意把保护投资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采取了从国家股在二级市场减持到终止在二级市场减持的转变。但为什么却不被市场认同呢?投资人要求转轨体制下重大政策的出台要保护其利益，监管部门也把保护投资人的权益放在首位，二者理应一致，但为何在实践中上下思路总是对不上呢?关键在于政府和投资者之间缺乏沟通。 　　政府应该理解，投资人并不担心几只新上市股票的国家股减持，问题在于这一问题与股市的全流通密切相关，二者好比“子母雷”，国家减持是“子雷”，下面却拖着一颗非流通股流通的“母雷”。上面仅看到“子雷”，威力并不大，而从下面看到的却是“母雷”，威力巨大。1200多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为5600亿，非流通股占了3600亿，比过去十一年资本市场发行股份总数还多了1600亿。而一旦二者硬性或潜移默化地并轨，现实中转让价格仅为一两块钱的低价非流通股就会和价值十块钱左右的流通股获得同样的身份。在股份一定会全流通而且日益临近的预期下，如果政策上又看不出要求非流通股股东给流通股股东补偿的预期，就必然会产生非流通股抢手和流通股股东出逃的现象。前者会导致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经营者、外商纷纷抢购和愿意受让国家股和法人股，而后者则导致大盘持续下跌。需指出的是，尽管目前一些外商表面认为受让的股份不能流通，其价格与香港的H股相比也不具优势，但事实上，谁都知道大陆资本市场的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性。而通过受让非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买壳上市，是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最佳途径，外国金融投资人和战略投资人收购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运作正在加紧进行中。 　　尽管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利好措施，但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尽管我国改革和开放、政治和经济的形势利好频仍，但都被这一巨大的现实矛盾所掩盖。 　　投资人应该理解，当国家股减持引发出股份全流通后，由于流通会产生巨大的价值并引发财富的重新分配，就牵动了各方的利益。事实上，这一问题已从微观层面引发到宏观层面，从市场的价格因素转变到中国经济改革最敏感的产权和所有制问题。它所涉及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微观的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和宏观的各级政府作为上市公司事实上的股东在股份转让时转让收入“花落谁手”，都会诱导各方提前下手，以免明年新一届政府必将组建的国有资产组织机构确立后，在新的政策下，现在的尚能履行国有上市公司股东权力的各级政府和上市公司的经营者有权不用，丧失机遇。这就是为什么今年6月国有股终止在二级市场减持后，竟已有100多家私营企业和几十家上市公司的经营者阶层加速以托管和MBO的形式受让非流通的国家股。因为买卖双方都在资本运营的旗帜下，突击抢钱(股)，落袋为安。而自8月15日万向光电国有股份转让获批以来，已有26家的国有股权转让获得财政部的批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国退民进”、“国转民”的无法进行非议的理论下完成的。显然由国家股减持引出的股份全流通，已引发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最敏感的改革难题———国有产权问题，其涉及面之广、触及度之深决定了全流通不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