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精神分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兴起及发展.doc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兴起及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五四以来的精神解放和对西方文艺参照系的迫切渴求，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这些现代化思潮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一时期,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有两种途径.一种方式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偏重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价值。 早在1914年5月一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十卷十一号上刊载的钱智修《梦之研究》一文中提及：“梦的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Sigmund Freud”，“福留特氏，为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为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当于梦中实现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此开始传入。 1919年，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汪敬熙在《新潮》第2卷第4期撰文介绍了1919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的六位心理学家关于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的大辩论。接着在新潮第2卷第5期发表了《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上发表文章介绍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指出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有着重大影响。1920年的《东方杂志》十七卷二十二期上又刊登科学消息《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简明扼要却较早地介绍了弗氏学说。 1920 年,《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民铎》杂志的二卷五号上发表《论精神分析》，简要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生平,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本能”、“发泄”、“里比多”、“自我”、“情结”、“压抑”等概念。 1921 年, 朱光潜东杂发鲁隐识(18卷14号),最早涉及弗洛伊德的文艺美学思想，高度赞扬福鲁德的学说，一方面创造了心理分析一个独立科学，使神经病治疗学和变态心理学受莫大贡献；一方面放些光彩到文艺、宗教、教育、伦理上去。1923年接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兴味大起,觉得“反复诵之，词气骤难尽晓，故中途执卷未释”（《孤桐杂记》，1927）。后又全译了弗洛伊德在1925年撰写的《自传》，并与弗洛伊德建立了通信联系。章士钊翻译的《茀罗乙德叙传》，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高觉20 世纪20 译1909 年在国学讲发, 连载杂17 卷。他还杂学杂学, 撰文介绍学说30 年代, 他翻译论论编,这来 这些出自心理或哲学家或革新者的介绍，较为系统、客观且相对独立于其它学科，然而所产生的影响却大大偏离了引介者初时以之革新社会的目的。其在专业方向上的效应远不及在文学领域引起的反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扬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 另一条途径是中国的文艺学家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指导价值出发而进行的苦心孤诣，主要是从日本文学中吸纳。自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扎根，并在不同时段发挥了其无法预知的巨大功用，乃至后来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不约而同刻上了“弗洛伊德痕迹”。 1921 年, 郭沫若发表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 从人的本能欲求与封建礼教的冲突出发，运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 纪念塔。” 1922年3月周作人在他的《沉沦》一文中谈到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它是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种理论根据。他倾间动无广义欲为1922年12月，由仲云所译学长文析学艺学周报》开始连载(57-71期)，这见纪国统、阐艺学专论对艺学传1933 年, 朱光潜变态学, 系统绍学说1936年又出版了《文艺学, 运论国学艺术逻辑从国学艺术理论自觉层为彻”。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于“人性”的极大张扬，无疑是与主流社会思潮背道而驰的。 鲁迅就对《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特刊里编者引用弗罗伊德的表示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这一说明，大加批评。他开始嘲弄向来所喜爱的弗罗伊德“不过，弗罗伊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而表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 然而难得的是，在精神分析学传播进展不大的30年代，作为海派文学重要一支的新感觉派仍是坚持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理论指导，以施蛰存为最高成就代表者，创作了《将军底头》、《春阳》等一些列优秀作品。当然，“乡下人”沈从文关于人性世界的探讨和讴歌，亦或多或少沾染了精神分析的气息。 40年代是一个“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年代”，抗日救亡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基本方向。“文艺的任务就是‘尽量鼓起民众抗战的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民族气节，描述抗战实况’。”（张申府：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 《自由中国》第2号（1938年5月10日））”可以说彻底冷冻。 而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