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47莒公孙朝子钟铭及年代问题 .doc

公孙朝子钟铭及年代问题 （首发） 张俊成 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1970年山东诸城臧家庄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其中有乐器钟九件，镈七件，《文物》1987年12期49页图二、三、四、《新收》1139—1147著录，现藏诸城市博物馆。 该器作器者是“公孙朝子”，应属莒国公族，作器时间为“（陈）立事岁”时，“陈”字从土说明时间已进入战国田齐时代。但是莒国在前431年已为楚所灭，所以公孙朝子有可能是莒国末世国君后裔，莒亡后归服于齐。尽管该器铭文署名为莒，但莒国已灭，器主已经为齐国高级官吏，因此此钟当归为齐器。该器是齐国罕见的乐器铭文。 编钟基本形制为扁桶合瓦形。扁桶口部呈平、凹弧两型，平口为镈，凹弧口为钟。因柄的形状而分为甬钟、钮钟。编钟各部位名称，《周礼·考工记》载“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干，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谓之隧。”即其一为扁桶平顶为“舞’，扁桶正、背面中上部的直阔条称为“钲”，其两边突出的乳钉称“枚”，“枚”的上下间隔部分称“篆”。下部称“鼓”，弯凹的下口称“于”，尖锐的两侧称“铣”。悬钟之柄按甬钟或钮钟之别而分称为“甬”或“钮”。其中“甬”的顶端称“衡”，“甬”中段一圈突凸的部分称“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千”。甬钟的悬挂方式是倾斜的，钮钟是直悬的。一般认为，直悬的钮钟晚于斜悬的甬钟。 陈，字金文所无，亦不见于字书。有学者考证陈即陈举。，孙诒让《古籀余论》最早考证为即《尚书·牧誓》之“卢”，王国维根据《三体石经》春秋“筥”之古文为“籚”字之伪略，指出侯敦之侯即筥侯，释该字为筥，杨伯峻先生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引徐中舒说亦说为山东之莒，郭沫若从徐说。裘锡圭先生详加考释也释此字为“莒”。1975年山东莒南大店二号墓出土的叔仲子平九件编钟，报告者推断，此墓主人就是后来做了莒国国君的兹平公，孙敬明先生则释此为莒国贵族即莒公子季佗，使为“莒”字之说成定论。公孙朝子史书无载，但“从此墓出土的列鼎、组豆、编钟、编镈、编磬等成套礼乐器来看，墓主地位较高”，报告者从《史记·田齐敬仲世家》记载的“公孙会”、“公孙闬”皆为田氏，故认为其可能为田姓贵族，此说恐非，铭前缀以“莒”说明其当为莒国人，诸侯之孙称为“公孙”，春秋时各国诸侯的后裔，以爵号为氏。春秋时，各国诸侯不论爵位大小，多喜欢称公。按照周朝制度，国君一般由嫡长子继位，即位前称为太子，其它的儿子便称为公子，公子的儿子则称公孙。据此可知公孙朝当为莒国诸侯之后。莒国的姓氏，各家说法尚未一致，据现有史料记载，莒姓有四说，即曹姓说、嬴姓说、盈姓说和己姓说，因此公孙朝当非田姓。 十月己，此字报告者释“亥” ，《近出》释“丑”，《新收》释“亥”，当释“丑”为是，齐系文字中还见“丑”字，形作“（拍敦，《集成》4644）”，齐国铭文“亥”有以下诸形： （陈逆簋，《集成》4096）（陈簋，《集成》4190）（镈，《集成》217） 以上字形与“丑”字差异很大，故该字释“丑”为是。 该套编钟为九件，春秋早期已经见九件一套的编钟。编钟的数量经历了一个由少及多的过程。西周早中期大致为三件为一套，西周晚期主要是八件为一套。春秋战国时期编钟数量一般都超过九件，春秋晚期数量最多的是淅下川寺M2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数量达26件，战国时期数量最多的是曾侯乙墓编钟，数量达六十四件。 该墓年代，齐文涛先生定为战国晚期，齐先生指出“鼎、壶的形制已接近于西汉作风，特别是编镈、编钟和镂空奁形器上的无首龙与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环耳铜杯上的纹饰极为相似，其年代在战国中是属于比较晚的” 。王恩田先生亦定为战国晚期。任日新先生认为该墓当为战国中期，任先生指出“此墓出土的铜器风格与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和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铜器有近似之处，钟、镈厚重，铸造精致，遗留春秋风格，因而不会晚到战国晚期。钟、镈铭文字从土，是战国时田齐的专用字。‘立事岁十月丁亥’的行文格式，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战国晚期虽有立事，但多不书月日。据以看来，此墓的年代以定在战国中期为宜” 。我们认为从器形、纹饰风格来看该墓的年代不会晚至战国晚期，我们认为当为战国早中之际，诸城出土的9件钮钟，从形制上讲属长腔长钮阔鼓式。该式编钟盛行于战国早、中期，突出特点是钟钮较长，其它各部均同常制。该钟舞、钲、鼓部均饰三角雷纹及涡纹地无首有爪龙纹，篆饰浪花纹，泡形枚饰蟠蛇纹及涡纹。有些器物明显继承了春秋晚期器物的风格，总体而言具备战国早期器形的典型风格，有些器物可能为战国早期偏晚。先看鼎的风格，战国时期盆鼎多有盖且逐渐变平、多数为三环钮、多为蹄足且逐渐变短，腹逐渐变浅。该墓出土的四件铜鼎，腹较浅，有盖且隆起，与器合成扁圆形，矮粗蹄足，双耳向外弯曲，素面，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