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若干热点问题研究述要 .doc

中国思想史若干热点问题研究述要 梁 涛 2005年，中国思想史学科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稳步向前推进，其中，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儒学与民主制度等成为当年的热点和亮点。学术界围绕以上问题展开积极讨论，取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一、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重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把思想史发展放在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来审视，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侯外庐学派的一个重要学术特点。然而在新的西方思潮大流中，新生代的学者对侯外庐先生及其倡导的研究方法有些淡忘或冷漠。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侯外庐是史学界最有勇气和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具有永久值得反刍和咀嚼的价值。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侯先生的最大特点之一，他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不朽的成果。今天看来，侯先生在论述思想与社会的结合时或许有阶级分析的机械之感，但其方向是不可移的，其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认识问题的坐标之一。有学者对侯外庐的研究方法做出具体分析，指出注重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这是侯先生贯通社会史与思想史关系的最牢固的基础。侯先生还对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做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侯先生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做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一些学者认为，把社会史与思想史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一些科研单位还根据该方法设计一批重要的研究课题，如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与思想演变”列入其中心的研究规划。该课题旨在以社会转型作为时代背景，研究古代社会转型（如周秦之际、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过程中各种复杂矛盾的交织如何推动思想的发展，古代思想家如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挑战，以及如何做出思想上的创造性回应。 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 哲学诠释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有学者对此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1918年，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对材料校勘；二是参照其它哲学资料，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胳条理，演绎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这就是说，要找出中国思想学术的条理，首先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同时也必须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 在胡适之后，冯友兰提出，要对中国思想学术史进行贯通，确实需要参考西方的学术，但首先要明确，“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应首先肯定前人的说法“事出有因”，并努力做出合理的解释，切不可把古代已有的结论都置之脑后，应该注意西方学说的理论框架与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说法结合。他试图在重视中国学术传统思想观念的一贯性基础上，找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 真正将哲学诠释方法运用到思想史研究的是侯外庐先生。侯外庐认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确实需要参考西方思想学术，同时也需要尊重中国思想学术自身的特点。他进一步明确：只有从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与社会意识的高度统一，去剖析思想家们思想观念的内部结构和本质特征，才能科学解释中国思想的发展历史。侯外庐还指出，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既需要注意“横通”，又要注意“纵通”。所谓“横通”，就是要考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同一历史时代其他思想的关系。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从而也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对时代问题的把握是思想家们思想的出发点。立场观点相近的思想家往往构成某种学派，不同的学派共同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侯外庐总是把各个时代的思想学术置于相应的时代条件之下，认为各种学派都是对时代课题的不同回答。它们之间的相近或相同，反映出这一时代社会意识的整体框架和相近的思维水平，而它们之间的相异折射出思想家们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追求。所谓“纵通”，就是要考察不同时期思想的流变。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继承性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思想学术喜欢托古，喜欢用疏解或笺注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这为深入理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继承关系提供了帮助，但一定要透过形式看到本质的内容。 基于对哲学诠释方法的认识，有学者提出，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惟一的进路，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不管中外古今，只要你搞哲学，必然是诠释学。搞哲学史是诠释学，搞哲学也是诠释学。从学理上说，一个哲学家，他如果离开了哲学史，绝对不能成为哲学家的，因为哲学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你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