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转型30年的经验贡献了什么.doc

中国的经济转型：30年的经验贡献了什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张军 引论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经济增长、发展和制度变迁的精彩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试验、决策、辩论和学术的研究，不胜枚举。它是经济变迁的过程，也是政治过程，还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和思想革命。经济学家在这个经济变革过程中的参与、感受和经历显得格外不同。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一样，自从1978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和1979年4月政治经济学的“无锡会议”以来，两代经济学家三十年来积极传播思想、参与政策讨论、走进真实世界、推进经济研究。他们坚持不断地在各自的领域出谋划策、大声疾呼、撰写报告、发表评论。他们自己内部意见分歧、分裂、争执不休，甚至相互指责。但是他们一直在跟随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脉搏而进步。虽然经济学家在思想上经历着在禁锢与解放之间的痛苦挣扎，但开放和市场化道路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总是不断打破我们原有的神话和教条，引领思潮，推动思想和学术的创新。 　　于是在去年初，我决定用我个人的视角动手写一部反应这个30年的书，就叫《改革记述》。为了开始这个系列的记述，我把目光首先放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的确异常活跃，不仅老年和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而且他们与政府保持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得到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形成双方互动的最难忘的一段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里，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最让我感兴趣。前一个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生代经济学人，为价格改革这个神经般的问题寻找可行的方式，设计方案；而在后一个国际会议上，如何理解和处理转型初期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向国外经济学家当面求教的大题目。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像一个活生生的经济学课堂。的确，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在内大家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和经济学的过程。这个改革过程里面当然会有来自经济学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老一代还是青年一代）从传统的书斋和经典作家的全集中走了出来，开始直面了真实的中国经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去争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有多大，就变成无谓的，而且已经没有了价值和意义。 　　我选择从“莫干山会议”这里开始这个系列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我要在记述改革的历程中讲述的更多的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从经济学家以一个集体的形象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事件开始当然是最恰当的。在“莫干山会议”上，上百位“中青年经济理论学者”作为整体开始形成，走上了摆脱经典注释性的经济研究的轨道，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我在记述这个会议的文字里是这样写的：“往事回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那么津津乐道。而且我认为，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两个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去年夏天，我去美国见了我的合作者，在Brandeis大学执教的Gary Jefferson（中文名字是谢千里）教授。一见面我就立刻告诉他，我自己在写一本叫《改革记述》的书。我向他提到了几章我已经完成的内容。他很感兴趣。而他应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比较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的邀请正在为该刊物出版50年撰写周年纪念论文，他也选择了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这个主题。但与我的书不同，他想总结的不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本身，而是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是什么。于是，在谢千里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最后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经验首先是验证了很多经济学的成熟的理论，但同时也向很多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提出了疑问。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验为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最佳的观察机会。 　　终于，谢千里教授在今年6月的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如何为经济学做出贡献的？”。在论文的开始他就说：“对中国经验的研究值得在两个方面引起关注。第一，作为转型和发展中的经济，中国为测试和解读经济科学上的很多重要的思想见解提供了大规模的、异质性的和快速变化的实验室。这些思想来源包括（但不局限于）了增长经济学方面的Solow、发展经济学方面的Lewis、Kuznets 和Sen，以及在制度经济学上Buchanan、Coase 和 North。第二，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扩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中国经济发展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