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大陈伟东论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 .docVIP

论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 陈 伟 东 【内容摘要】怎样理解社区建设的战略地位？如何认识中国的社区建设？如何理解社区建设中的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是中国社区建设亟需回答的基础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立足中国社区建设的过程、事实、经验，提出社区建设超越了公民社会建设领域、国家政权建设领域，是中国努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国家战略。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是以社区建设为路径，在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主体性、市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尚未成熟，处于实践过程之中。政府主体性错位、社会主体性虚弱、市场主体性缺失是中国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公民社会理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第三领域”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社区建设的过程和事实，需要建构一种新的“主体性互构”理论——政府主体性、市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在社区建设中交互建构。 【关 键 词】 主体性 社区建设 社会管理 【作者简介】陈伟东（1964.2-），男，汉族，四川成都市人，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研究。 一 我们需要从世界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认识社区建设的战略地位，需要从社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上来认识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 社区建设是世界各国努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均衡发展的一种国家战略。在21世纪，世界现代化的重心已从经济现代化转向社会现代化。2011年，英国出现市民暴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蔓延至71个国家，英国首相卡梅隆声称全球面临“社会破碎”和“道德崩溃”问题。全球性社会问题根源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公平正义缺失。以资本和市场为核心的经济体制解决了财富增长问题，但它无法破解财富公正分配、让多数人富裕起来的“世界性难题”。社区建设成为世界各国积极应对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战略选择。美国学者戴维·布雷认为：在欧美国家，社区建设已超越了公民社会领域，扩展为国家治理领域，社区摆在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心位置，社区建设已成为低成本、高效益的治理源泉，以抵消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所带来的文化衰落、社会崩溃、政治断裂问题。在美国，阿米泰·埃茨奥尼提倡“新社区主义”（社群主义），把自由主义作为论战对象，指责激进的自由主义带来社会道德结构的破裂，主张重新确立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平衡关系。在英国，安东尼·吉登斯提出“新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建立国家与社区的“伙伴关系”，呼吁国家采取主动，发起和指导社区行动，鼓励企业向社区提供资源，以解决城市衰落和犯罪问题。 21世纪的中国，在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现代化进程开始由经济现代化转向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是要重建权力（权利）和责任平衡的社会体制，来实现人类对生命价值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期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凸显社会现代化的特征和趋势：一是在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上，以获取物质财富为目的的生产本位论转向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生活本位论，人们越来越来认识到“赚钱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不是为了赚钱”，关心生命、注重健康成为人们时尚的生活方式，人们摒弃了过去“50岁以前用生命换钱，50岁以后用钱换生命”的生活方式。对酒后驾车实施严刑峻法，彰显了人们对生命的关注，也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同。二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人们更加关心社会福利、更加关注社会公平，贫富差距问题成为公共话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2012年，新华网在全国“两会”期间的调查显示，缩小贫富差距成为400多万网民的首选。三是在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上，人们不仅关注政府有多大权力，更关注政府提供了多少公共服务、政府官员是否公正廉洁。政府官员腐败、政府服务能力不足成为持续的公共话题。四是在权利与责任的关系上，人们不仅关注社会精英有多少权利、多少财富，也关注社会精英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在市场运作中采取谨慎、稳妥、负责任的态度，充分顾及整个经济平稳运行。”在同年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大声呼吁“企业家要有道德。我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中国的社区建设与世界各国的社区建设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解决问题的道路也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是以社区建设为路径，在共产党领导下，充分发挥政府主体性、市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协调发展。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其内涵在于四个关系和四个机制：一是在社区建设中，要处理好政党与社会关系，不能削弱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作用，也不能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