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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对大众传媒的法律管制》 【篇名】 新加坡对大众传媒的法律管制 【作者】王靖华.【刊名】 东南亚纵横 2005年02期新加坡的社会治理是以“严刑峻法”著称于世的。据不完全考查,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李光耀任总理至１９９１年,新加坡共制定各种法律法规３８３种。几乎所有社会行为都被细密的法律条文所覆盖。在对大众传媒业的管制方面,法律更是充当主角。一、新加坡对大众传媒管制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作为一个社会信息运动系统,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将其置于社会管理内容的重要方面。国家对大众传媒的管制主要体现于政治控制,即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保障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能够不破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并配合政府实现发展目标。在新加坡,既没有以立法形式正式颁布《新闻法》,也没有借助其原殖民国英国的判例法形式,而是把有关新闻传媒的法规写进其他的专用法律中或法律条款中。与传媒相关的法律有宏观的如《宪法》、《刑法》、《内部安全法》等等,也有具体的如《不良出版物法》、《报纸与印刷所法》、《电影法》、《新加坡广播局法》、《广播法》、《网络行为法》等等。新加坡对大众传媒的法律管制总体来说依据两个尺度,即政治和道德两方面标准。（一）政治标准。这一标准主要是要求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准宣传共产主义思潮、原教旨主义和大民族主义观念,严禁危害政局稳定和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内容传播。同时对于外国报刊、外国驻新加坡记者及外来的电影、报刊、电视等制品严格审查,禁止有攻击新加坡政府或其领导人内容的信息在国内传播。新加坡《刑法》第５０５条规定,凡是“制作、出版或传播任何声明、传谣或报道”,其目的在于引起或可能引起新加坡的武装力量或任何人叛乱、玩忽职守的;或目的在于“引起或可能引起公众或部分公众害怕或担心,并因此使任何人实施或反对公共安全秩序的”;或目的在于“煽动或可能会煽动任何阶级或社团实施一项反对任何其他阶级或社团的”行为,可处长至２年的有期徒刑,或罚金,或两罚并处。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所载信息,不得带有引发社会动荡、团体争斗的意图,这里也应包括可能引起宗教冲突的传播行为。但该条也同时规定,如果某一传播行为有理由被认为其内容是真实的,在实施该行为时不存在上述动机的不属于本条意义的犯罪。《不良出版物法》第３条第１款规定:“如果部长认为某人在新加坡境内外出版或印刷的出版物或系列出版物的进口、销售或发行可能违反公共利益,那么,他有自由裁量权在《政府公报》上发布一项命令,禁止该出版物或系列出版物或者该人印刷或出版的所有出版物的进口、销售或发行。”这里,“可能违反公共利益”所指内容宽泛而不具体,而“违禁出版物”的范围也仅以此条为辨别标准。可以看出,这一法律在不同的条件下对出版物的约束能力具有弹性和主动权。该法第４条规定,进口、出版、出售、帮助销售、发行或复制任何违禁出版物或摘录其中内容的将构成犯罪,没有正当理由拥有违禁出版物或其摘录的将构成犯罪。第５条则规定当某人在不知情的时候得到了违禁的出版物,一旦知情,“则应将该出版物或其摘录送交警察局的有关负责官员,违者构成犯罪”。第１１条则明确要求“进入新加坡的任何人”,必须“声明他是否携带出版物”并“出示该出版物以供检查”,违者构成犯罪。法律对违禁出版物的控制之严格可见一斑。同样严格的管制在《报纸和印刷所法》中也有醒目的体现。该法第３条规定,新加坡境内的人,如要开设印刷所并用来印刷文件,必须取得由部长颁发的期限为一年的许可证。有关的部长拥有对于许可证的颁发、永久撤消或随时中止效力的自由裁量权。针对在新加坡境外出版的可能会影响到新加坡国内政治统治的报纸,该法也有细致的条文。第１７条规定:“部长可以在《政府公报》上发布命令,声明在新加坡境外出版的某种报纸为涉及新加坡国内政治的报纸。”一旦某境外报纸被“声明”,则该报纸的进口、出售、发行必须事先获得部长批准,同时部长有权限制发行或销售量。这类报纸不准由进入新加坡的人带入境内,而在新加坡国内要订阅“被声明的外国报纸”,只能通过由部长授权的发行人来进行,违者构成犯罪。１９９６年制定、１９９７年修订的《网络行为法》明确规定,由新加坡广播局对网络内容进行管制,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商（ＩＳＰ）和网络内容提供商（ＩＣＰ）在网络内容传播方面所负的责任及禁止性资料的范围。其中第４条对“禁止性资料”作了明确的规定,凡与政治标准相关的如与“公共利益”、“国家安定”的基础相违背的资料,包括种族歧视、宗教仇恨等,均在禁止范围之内。此外,《内部安全法》中也涉及对大众传媒的管制。根据该法,内政部长可以国家安全、反颠覆或维护国家安全和秩序等理由,禁止出版物的印刷、出版、发行、售卖以及拥有。众所周知,新加坡不仅立法严,而且执法苛。法律不会被当成一纸空文。１９７１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