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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况概述 我是郴州市北湖区劳动就业管理处干部伍永辉，男，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生，大专文化程度，中共党员。 一九九三年三月初，原郴州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谢东岳和公司党支部书记罗齐祝俩位领导，在四楼（郴州市文化路七号原址）的公司经理办公室里找我谈话，内容主要是郴州市（现郴州市北湖区）市委、市政府组织农村支帮促工作组，要在机关各部门抽调一批干部参加。郴州市劳动服务公司按惯例轮流排班，决定派我去。当时，我提出了个人存在的具体困难：即妻子不在市内上班，家里分别有不足三岁的儿子上幼托和十岁的女儿上小学，要吃饭接送，无人照顾，确系事实。但俩位领导坚持认为个人要服从组织，家庭困难须自行克服，我看申辩无果，只好遵命到市政府报到。日后被安排到市计委系统分管的市郊乡槐树下村工作组，组长是市计委一位姓封的领导，组内成员还有市计生委和市统计局的二名年轻干部，就此我开始了早出晚归的农村蹲点工作。不足一个月，姓封的领导由于机关工作繁忙，就把组长的职务移交由我负责。 四月份，突然间接到通知要我回本单位谈话，仍然是在四楼的公司经理办公室里，但领导有了变动，在场的有市劳动局副局长兼公司经理蒋国荣、公司党支部书记谢东岳和公司副经理罗雄三位领导，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当前国家面临经济改革，政策允许机关事业单位办经济实体，本单位为了探索一条路子，拟开办经济实体，为单位创收谋福利，领导班子在单位里通过考查甄选，决定我最为合适，故此，找我来谈话，我听后当即提出了推辞：一是我已经服从了组织安排，担当有农村蹲点工作，能力有限；二是家庭事务确实有具体困难，难以克服；三是经商办实体不是件容易的事，市场风险难以预测，责任太过重大，难以胜任。但在场的领导均表示：考虑到我是合适的人选；农村蹲点工作可兼而顾之；家庭具体困难由单位协调解决（即拟调我妻子进市中医院工作，后因事业编制而无果）；至于经商的风险他们称可在实践中探索经验，加以避免。並明确了开办资金由主管单位拨付扶持；隶属关系由郴州市劳动服务公司主管，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工作职务由主管单位下文任命为经济实体负责人，要求我即刻着手工商注册登记，启动开办工作。总之，是强调以个人服从全局利益和组织决定为最高原则。于是，我再次被推上了自己并不情愿的工作岗位，我只得着手投入实际工作，开始穿梭于农村蹲点和筹办经济实体的工作之间，家庭照顾则由因工作调动不成停职在家休假的妻子担当。 五月间，“郴州市金利贸易公司”注册成立，主管单位五月十八日正式下文，发至单位各股室并报送市劳动局，任命我为郴州市金利贸易公司经理，经济性质属集体所有制，主管单位是郴州市劳动服务公司。主管单位从六至七月间先后四次通过银行转帐拨给“郴州市金利贸易公司”开办扶持周转金二十七万元。于此同时我就前往广东省沿海各地考察市场、采购商品，正式投入公司运营。鉴于当时的国家经济改革形势，实行市场开放搞活，采购商品几乎没有正式的税务发票，都是现款采购，交易手续普遍简便。经营实体在税务缴纳上一般均采用估税包干的办法，财务核算要求并不是很严格。郴州市金利贸易公司的经营场所是在市北湖路兴隆商业街开设的门市部，主要经营副食品批发，並且外聘二名外单位下岗职工分别担负门市销售和仓储保管的日常工作，门市销售营业款是由门市营业人员每日直接存入信用社，再凭存款单入帐核算，并不交现金过我的手，日后是专门聘请的会计人员管理公司的财务核算工作，公司的业务经营管理工作均由我一人担当。 十月间，趁着初期的经营发展势头，我按照拓宽市场，多种经营，逐步做大的思路，又在市解放路租下一间二楼的三百多平米的场地，投入十几万元装修和添置设备后，在“郴州市金利贸易公司”的属下注册开办“金利大酒店”，主要是经营餐饮服务，当时主管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均参加了酒店开业庆典。 时值岁末，我圆满地结束了农村支帮促蹲点工作，公司经营业务也刚刚步入正常运作。但国家的改革形势随之发生了变化，各项经济政策实行宏观调控，中央要求各地机关事业单位所办的经济实体一律与主办单位脱钩。这时单位领导又找我谈话，大意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变化，希望我采取承包经营的形式，与主办单位脱钩，单位不发工资（实际上从九三年办实体后单位就没发给我工资了，但也没确定我在实体应得的工资报酬），上交承包费，实行自负盈亏，开办扶持资金仍然保留作为经营周转，承包期从一九九四年起到一九九七年底止暂定四年。我当即表示不同意：一是目前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经济政策，市场不景气，生意难做，风险已有显现；二是本来把我派下来任职的许多关系就没有明确，效益分配未定，报酬标准不清，个人归属不明；三是所谈的承包合同无正文细节，条款（包括承包费、个人薪酬等）含糊不全；四是隶属关系改为“郴州市南星实业总公司”管理，我更加不同意。因此，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口头承诺和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