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系统创新.docVIP

核心政治话语传播的系统创新 　　“话语”、“核心政治话语”、“核心政治话语的传播”，在这个递进的语素排列中，每一项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下，这个递进排列要激发出对外传播创新，客观上必然是系统而非单维度推进的形态。在中国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无疑比文化和经济的传播更富挑战性。问题最迫切之处在于中国核心政治话语在对外传播中面临预设障碍。促进政治话语传播创新，既需一学科、一部门纵深推进，更需跨学科、跨部门系统推进。 　　文本创新与策略创新的结合 　　在政治话语创新中，最容易被理解和接纳的一个含义是用接受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说话，这实际上是一种面向传播对象的政治文本创新。在对外传播中，这种政治文本创新又可分为原始本文创新和翻译再创作。但无论是原始文本创新还是翻译再创作，都主要在解决以共同话语使对方“听得懂”的问题，而无法根本消除接收者的偏见。在国际社会，一国坚称自己维护民主、人权、自由贸易而指责别国不民主、不讲人权和限制自由贸易的情况比比皆是。问题常常不在于各国听不懂对方的表达，而在于各国存在不同的利益和预设立场。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舆论环境对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有良性转变，但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大环境并未根本改变。对中国来说，仅仅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标签就足以在国际语境下形成某种前提性的偏见。若不打破这种偏见，即使我们党的政治文本进行了面向国际社会通行言语的转换，也还是处于国际社会听得懂，但不相信、不认可的境地。可见仅通过文本创新接近和参与构造国际共同话语还不行，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改变话语权分配，在文本创新同时消解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偏见。 　　1.文本创新与机制策略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理论的党，党的政治文本创新能力很强。从带有战略性的思想、理论、路线的提出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提法、新思路，让人们看到这个党从来不乏在政治文本创新（尤其是理论创新）方面的勇气与能力。 　　党的理论创新近年来日益面临的新形势是不仅要讲给党的干部和国内群众听，还要讲给国际受众听。由于党内外、国内外受众的情况差异极大，能同时面向大多数国内外受众说清党的理论成为一个巨大的理论挑战。 　　要解决这一问题固然需要党的理论工作者拥有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更加现代的知识储备，更加熟知世情国情，但更需要在机制上给予创新保障。 　　这一机制首先是指导机制，即党的理论部门和对外工作部门能更加紧密结合，对全党全国的政治文本创作，如重大文件、讲话、规划、活动等的调研撰写等进行更加全面协调的指导。其次需有一种大协作机制。在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学术领域都不足以独立支撑起政治话语对外传播重任的形势下，从文本写作、翻译到传播的种种协作至关重要。目前已有的重大文献集中写作、集中翻译的工作模式开创了很好的先例。但在政治文本产生速度正在加快的信息时代，这种协作显然应向更加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实践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动力机制问题，它是今天推动党的政治话语创新的一个关键。15世纪西方话语开始向全球扩散之际，承担起这些重任的传教士与商人、水手们有着极大的动力。尽管这种动力来自传播福音和经济掠夺等入侵性，但其现实结果是几百年后西方话语渐渐成为“普世”话语。今天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话语传播实际上是对15世纪以来西方话语霸权的一轮“逆袭”。在市场经济普及的今天，仅凭党和政府的指令性牵引不足以长期解决我们政治话语创新实践的动力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种义利兼备的长效动力机制。一方面，党和政府需要发挥公共部门优势，不断增强中国的意识形态内聚力和对外感染力。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建立基金、实施补贴、财税优惠等引导企业、院所、非政府组织等，以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自觉自愿高质量推进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 　　2.文本创新与传播策略相结合 　　2004年中央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提出“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外宣三贴近”原则以来，党的政治文本创新在面向国外受众方面更加自觉。不仅在原始文本的创作，而且在翻译领域也有很多理论思考和创新①。 　　与之相应的是，传播策略创新不应脱离于文本创新。这种传播策略应是在文本创新过程中就有所预设的。也就是说，不仅要寻找到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词汇与表达，还要努力建构出具有沟通桥梁作用的共同价值②。不仅于此，传播策略还要与文本创新有更加深度的结合，具体表现在传播平台、传播对象、传播伙伴、传播能力这四个方面。 　　平台策略与文本创新的结合在于：面向不同的媒体生产不同的内容。如电视媒体的脚本内容需克制文字美的冲动，不能像平面媒体那样以文字描摹画面（这是一种画蛇添足），而应发挥视频音频优势，以音画为主来传达信息、讲中国故事，而文字要发挥的是补充画面外信息和发挥点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