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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决策中的公平准则及其神经机制 　　摘要 社会决策中的公平准则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分别从动机和认知的角度对这个课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在这些工作中，最为突出的是“均等”，“互惠”和“情绪”三个模型的提出。均等和互惠模型试图从动机角度理解个体的公平行为，而情绪模型则更强调个体在公平决策中的认知和情绪的加工过程。近年来脑成像的研究也为这些模型提供了相应的支持，其中与公平准则最密切的脑区是脑岛和背外侧前额叶：前者一般被认为是反映了个体面对不公平待遇时的负性情绪体验；而后者主要负责决策过程中的抑制控制。但这些脑区具体的功能还存在很多争议，反映了不同理论模型对特定脑区功能的不同理解。未来研究应注意三个模型之间的相互补充，以及加强多模态的脑指标的运用，并注重相关脑区的整体性，此外，公平决策行为中的个体差异，以及社会情境对其的影响也应受到重视。 　　关键词 公平准则：社会决策；情绪；脑岛；背外侧前额叶 　　分类号 B842 　　1 公平规则对社会决策的影响 　　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公平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比如儒家经典《论语》就提出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点——治国者需要担心的不是社会财富总量不足，而是财富在人民之中分配不平等。北宋理学家陈襄也曾指出：为官者“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引自《州县提纲》）。后世的学者也一直延续着“什么是公平”的思考（Harlé，Chang，van’t Wout， Sanfey，2012；Picton，Saunders， Jentzsch，2012；Suveg Zeman，2004；Wang，Seidler，Hall， Preston，2012），充分表明公平这个主题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到了现代，对公平的探讨已经不再是哲学家的“一言堂”。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积极参与其中，对公平相关的心理机制、脑机制以及进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Momennejad Haynes，2012）。下文将具体介绍对人类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的倾向进行解释的三种主流理论模型，以及相关的实验证据。 　　1.1 均等模型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最优的决策策略就是使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为了做出最优选择，个体必须遵循“理性人”的思维模式，避免受到情绪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 Cohen，2003）。然而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在社会决策情景中，除了单纯的利益导向之外，公平也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Rabin，1993）。个体执行与遵守公平准则的倾向，在使用“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UG）”范式的实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Giith，Schmittberger， Schwarze，1982）。UG游戏一般包括两名参加者，分别扮演“分配者”和“接收者”两种角色，对一笔奖金进行分配。其中分配者有权提出分配方案，接收者有权接受或拒绝该方案。如果分配者的方案被接受，这笔奖金就按照分配者提出的方案进行分配；如果方案被拒绝，两人的所得金额均为零。按照“理性人”假说，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分配者应该会分尽可能少的金额给对方，而接收者应该接受任何非零的分配方案，因为任何数额的收入都比得不到钱更为有利。然而大量实验结果表明分配者往往倾向于将一半左右的奖金分给对方：而当分配给接收者的份额少于20%时，这些分配方案被拒绝的概率高达50%（Sanfey et a1.，2003；Schwartz Weinberger，1980）。 　　在Fehr与Schmidt（1999）提出的均等模型中，个体的拒绝行为被解释为对不均等结果的厌恶（Chen Vazsonyi，2011）。具体来说，个体在社会决策中不仅仅会考虑自身的所得，同时也会考虑自己与别人的收入是否对等（Tabibnia，Satpute，Lieberman，2008）。而当个体与他人的所得处于不均等状态时，那么即使个体的所得不为零，个体的心理收益也可能是负值，从而促使个体做出拒绝行为以达到均等的目的。这个均等模型得到了大量实验结果的支持。例如，Fehr等（2008）发现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对资源（糖果）进行分配时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均等方案，回避不均等方案（不论方案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这说明公平的观念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为了消除自己与他人在分配上的不均等状态，UG中的接收者会牺牲自身利益来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从而对分配者造成惩罚（Dawes，Fowler，Johnson，McElreath， Smirnov，2007；Dawes et a1.，2012；Johnson，Dawes，Fowler，McElreath R， Smirnov，2009）。最后，近年来脑成像的研究也发现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