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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鸣鼓攻贪腐 　　采访谢老，可谓是一波三折。记者最初与谢老相识是在张家口市一个红色革命纪念活动中，由于当时时间匆忙，处于活动前期准备工作中，记者便见缝插针的进行了采访。期间还在饭桌上进行了些许采访。当得知谢老原来也居住在北京。考虑到老人家休息，就将后续的采访约在了北京。 　　7月4日，记者如约前往万寿路的谢绍明家中，按门铃，一位慈祥的老人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没有上次在张家口市见的威严感，反倒平添了几分了亲切。已是耄耋之年的谢绍明，身板强健坚实，眉宇间闪烁着一股子青年人投身大事业时才有的那种刚毅顽强的热情。这不禁使记者时时联想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进行殊死斗争的一个身材瘦削但却像雷电一样强悍的人，那便是他的父亲谢子长将军。 　　在谢老家中，一张摆放在客厅的“‘4821’在国际儿童院”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个个年轻的脸庞，在革命的年代，尤显了几分青涩。谢老笑着告诉记者这些都是烈士的后代以及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让记者猜一猜，哪位是年轻时的自己，可是泛黄的照片，对比当年的青涩，记者连续猜了几个人，都没有猜对，这时，谢老笑呵呵地拿过照片，娓娓道出了答案。 　　随后，89岁的谢绍明老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翻阅起一本记者带来的《祖国》杂志。北京盛夏的阳光温暖的洒在他瘦小的身躯上，让他显出超然的安详。回忆起科技扶贫几十年的许多细节，仍使他至今激动不已，而老区的众多人名、地名，谢绍明也都了然于胸。 　　而我们的这次对话也就在扶贫的问题中渐渐展开…… 　　状告县长 　　谈起父亲，谢绍明感慨良多。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父亲谢彪鹏，以务农为业，兼开柴草店。谢子长从小随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在家劳动，是个放养能手。由于陕北文化落后，谢子长十四岁才读冬学，十七岁时转入县城小学。 　　1918年秋，谢子长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学习。 　　从陕北农村，来到省城西安，使谢子长的眼界大开。追求民主，追求真理的思想解放潮流大开了谢子长的心扉，使他接受了深刻的思想洗礼。 　　这时，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今子长县）还被封建正统思想牢牢地禁锢着。爱国进步人士郭海宽听到袁世凯称帝的事，便跑到石宫寺庙会上，跪在观音菩萨的佛像前，诉说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罪行，祈求神灵显灵惩办袁世凯。这件事，被县长章尚武知道了，以“反袁即反已”为由，关进了县大牢。然而袁世凯都倒台几年了，这名反袁人士还被关在大牢里。这年寒假，谢子长从西安回到家乡安定，被新文化运动的清风吹醒了头脑的他，听到这事，更加感到了陕北封建官僚统治的“严寒”、“冰冷”。 　　谢绍明说：“在家住了没几天，父亲就听到了县长章尚武许多贪赃枉法的事实：把伯伯委任为县府的粮草官，将粮草摊派给百姓，无价收入，高价支出，中饱私囊。老百姓交不起，就随意关进大牢打得死去活来……听着这一桩桩的血与泪的控诉，父亲的肺都要气炸了，他花了几天时间，把这些罪状核实整理出来，决计上榆林府去控告县长章尚武。” 　　陕北的冬天，滴水成冰。两天两夜的大雪，把山山峁峁，沟沟岔岔，盖了个严严实实，白茫茫一片，路都看不清。西北风一刮，人踩出的路，又变成了冰溜子。谢绍明告诉记者，“父亲就这样一步一滑，整整走了6天，才赶到了300公里外的榆林府。这时候，已过了腊月二十三，人民祭了灶神，杀猪宰羊，都准备过年的事。父亲费了好大的事，才把状子递到知府衙门。他每天都到衙门大门外去等候消息。直到腊月二十八了，还一点消息都没有。血气方刚的父亲，再也无耐心等下去了，他带上状子底稿，就径直往知府衙门里闯。刚迈进府衙大门，父亲就被两个府役驾着推了出来，遭到一顿训斥： 　　‘小伙子，还想大闹公堂吗！’ 　　‘不赶快回去过年，还在这里等什么！老爷要过年了，哪有时间接你的狗屁状子！’ 　　无奈的父亲，只好向周围的群众诉说情由。这时候，榆林中学一名叫李波涛的学生恰好路过。听到父亲的诉说，忙把子长拉到一旁说：‘你这事只有找到我们校长帮忙，才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校长杜斌丞先生可是一位主持正义的大好人！他一定会支持你的！’ 　　在李波涛的指点下，谢子长在榆林中学见到了杜斌丞先生，杜先生一见谢子长的面，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位热血青年，满口答应帮助谢子长。 　　“德高望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杜斌丞先生出面，榆林府的道台只好接了父亲状告县长的案子。正月二十一过，这位道台只好硬着头皮开堂审案了： 　　‘谢子长，你为什么要告县长？’ 　　‘身为父母官，本应为民谋利办事，可章县长身在其位，不谋其职，却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勾结富豪，为所做为。’ 　　‘你可有事实！’ 　　‘有！’父亲坚定地说。 　　‘第一条，无辜关押爱国人士郭海宽。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自然要遭到国人的唾弃和反对，郭海宽反对袁世凯，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一腔热忱，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