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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语中学学英语 偶得 　　1995年，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还是个有点陌生的新鲜事物。记得小考后，老师说，外语学校向全市招生，有一轮单独考试，难度较大，可以试试，就报了名，笔试成绩还不错。面试那天，考场外的操场上排着很长的队，拉着警戒线，报考者甚众。妈妈很焦虑，来之前，她多方打听外语学校究竟如何，却也得不出结论。她希望我像她一样当医生，在她眼里，英语与前程没有明朗的必然联系。外语学校始建两年，由一所落魄的公立中学转轨而来，远不如成都的老牌名中——石室、树德那样有声望。叫到我名字该入场时，妈妈拉住我说：“等等，我再想想。”我说：“来都来了，考完再说。”挣脱手就进去了。成都的小学不像首都和沿海发达城市的小学，当时已开始讲授英语。我从未受过系统性的训练，面试就考发音模仿能力，跟读几个音标、单词和短句。不久，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像受到召唤似的，心向往之。妈妈还在犹豫，我却主意已定。 　　当时，出国热已经出现。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从恢复高考起就猛烈地复苏过来，家中的白墙上曾贴满了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海菲兹等人的海报。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家喻户晓，热度绝不逊于90年代初的《渴望》，刘欢那句“千万里，我追寻着你”，成天盘旋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空。我最好的童年小伙伴小学毕业后直接去了加拿大，她的父亲是铁道研究院的工程师，她不甘于现状的母亲申请了加拿大的宗教大学，打各种苦工，艰辛拿到了绿卡。我于是开始了住校生涯。初离家，虽恋恋不舍，却有背上行囊、人在旅途的独立的兴奋。每周日黄昏，校园里那座一周都休息的小喷泉终于喜气洋洋地喷水，校园熙攘起来。22点，晚自习结束，沿着操场边的梧桐林荫小道，把衣物和零食拎上宿舍楼，塞进各自的小柜里。一周开始了：早晨6点半在亢奋的进行曲中起床，薄雾中睡眼惺忪地早操、晨跑；7点到7点半早课，英语和语文间天上，7点半到8点早餐，然后与普通高中步调一致地上6～7堂课，直到16点半。晚饭前有一个半小时的自由时间，其中周二是英语角；晚饭后，19点到19点45分是英语晚课，结束后，晚自习到22点；晚上23点，统一熄灯。仅从时间上看，外语学校的奥秘其实就在每天清晨的半小时早课和晚饭后的45分钟晚课里——这是唯一比普通中学多出来的课时。但每天多75分钟，一年便近370小时，6年下来近2500小时，水滴石穿。科学家统计说，精通一门语言这样的技能需1万个小时坚持不懈的练习，2500个小时的意义非同小可。周三下午是父母能够探望的唯一时间，学校严格封闭，绝不允许随意探望，也禁止学生在任何时间离校。我们好像待在一个深山古堡里集训，日程表几乎完全排满，心无杂念，有点军事化管理的味道。每周五下午一跨出校门，一环路上车水马龙的世界扑面而来，一瞬间竟应接不暇。那段纯粹静心的时光，总令人怀念。后来听到评价说，在大学里，感觉“外国语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像受过军校训练似的，是种独特的存在”，这种气质大概就源于住校制度。这种纪律性在自由突然井喷的大学里让我们很受用。后来，名气逐渐如日中天的母校拿到了北大、清华越来越多的保送和推荐名额。副校长说，原因之一是，母校送到北大、清华的学生保研率连年百分之百。 　　我们那届一共只招了120个学生，分成三个班。一到英语课，每班再分成A、B两个小班，每班20人，小班授课。从教育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回望，那时的待遇太好，学费却仅是公立学校统一的一年几百块。我们的运气很快就被市场重估教育资源价格的潮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就在我们毕业的2001年，踏出校门不久，母校便从公办民助正式转制为私立中学，基础学费也涨到了现在的一年近3万元，华丽转身“贵族学校”。从一个角度看，市教委“高位”变卖了优质教育品牌，有损教育的公平性。但情况又远非这样悲观——私立学校不受户籍和划片政策的限制，连云、贵、川、藏等西南几省的生源也能吸纳，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公平。毕业12年后，当我也成为一位母亲，开始为孩子的教育作打算时，猛然发现，北京的学区房价格已向10万元/平方米冲刺——看似公立的学校，却以持有学区房产的形式将教育资源私有化；共建生和条子生，则是权力寻租。 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的学生正在与来自美国的大学生交流英语学习方法 入门 　　第一堂英语课，林老师拎着录音机走进来。他高大帅气，全校很多女生都暗恋他。他用中文介绍了自己，也让我们做了自我介绍，给我们每人一个英语名字。我的名字叫Phyllis，后来我知道，这是年龄较大的英美乡村老太太才用的名字，但从来都没换过。那是我们唯一一节用中文上的英语课。此后中学生涯里，英语课就不再允许任何中文出现了。中文的拐杖在我们一接触到英语时就被拿走，强迫我们必须迅速在混沌状态下建立起对完全陌生的语言的感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迷失。林老师必须用肢体语言、图片和各种教具，向我们解释单词或句子的含义，一整堂课他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