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讳型“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策略.docVIP

忌讳型“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策略 　　【摘要】民俗志是民俗研究的重要环节和结果呈现，“潜在民俗”的实际特点决定了该类型民俗事象的民俗志书写范式不能一概而论。以作为“潜在民俗”之一的周公庙“撵香头”祈子习俗为例，当地文化持有者针对外界访谈持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忌讳心理，笔者尝试采用“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并置的策略，运用整体性民俗志书写策略，多维度地呈现关于“撵香头”习俗的多元记忆与评述，为探索“潜在民俗”民俗志书写范式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潜在民俗；民俗志；选择性记忆；祈子习俗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4-454x（2013）03-0050-007 　　引言：“潜在民俗”概念的时代背景及民俗志要求 　　“潜在民俗”即记忆中的民俗，王晓葵在其论文中引用了日本民俗学家樱田胜德的“潜在民俗”概念，认为“所谓潜在民俗，就是保存在人的记忆之中的、失去的外在形态，但是经过记忆的重构，是可以恢复原来形态的。”并列举现实案例提出了“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途径，“民俗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民俗志的方法，而传统的民俗志的撰写工作，往往直接对口头传承的访谈记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民俗事象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外在形态。新的民俗志的编写，就进入了一个依靠记忆的时代。”当下中国学者亦有类似于“潜在民俗”的提法，民俗学家刘铁梁提出民俗文化有三种保留状态，“一是在民众中已经消亡，只存在于文献资料之中的民俗；二是已基本消失，但仍活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民俗，或者在当下人们的生活中偶有显现，正在淡出日常生活的民俗；三是当下广大民众传承、享用的活态民俗。”并且在北京门头沟区民族文化志的撰写实践中，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的民俗志”书写范式，指导田野作业人员重点关注第二种和第三种民俗的留存状态。 　　关于如何撰写民俗志以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民俗志等问题，近年来，民俗学界在人类学界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思潮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探讨。按照高丙中所说，“世界民族志发展经历了三个时代：自发、随意和业余的第一时代；以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科学性”第二时代；到以《写文化》为标志的反思“科学性”的第三时代。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将变得更开。诸多民俗学者重新审视只见“俗”不见“人”的传统体例民俗志的弊端，对民俗志范式的转变进行了探索，尝试采用新的民俗志书写范式以回应民俗学学科的时代发展要求。例如董晓萍指出了以搜集和阐释民间文学作品为主的“文本式的田野作业”和带有民族志学术意识的工作的“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的区别，认为民族志式的调查必须处理好学者客体的观念叙事与民众主体的观念叙事之间的关系；高丙中谈到了有关“实验性的民俗志写作”的问题；刘铁梁提出了“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黄龙光积极倡导民俗学者在场的“主体串联式民俗志”，以上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一致聚焦于民俗志如何反映与呈现文化持有者真实的声音，具有与时俱进的反思性特点。然而，在实际情况纷繁复杂的具体田野调查实践中，包括“潜在民俗”在内的民俗事象通过民俗志予以呈现，还存在着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事制宜、量体裁衣的书写策略问题。以笔者2010年在陕西岐山地区调查的“撵香头”祈子习俗为例，遭遇到书面资料辑录有此习俗而实地调查不“闻”其俗的访谈困境，即不能通过现场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当地人的回忆资料不能支撑此类“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此类型的民俗志应该如何书写？无论是传统体例的民俗志还是当下诸类具有反思性的新式民俗志书写范式都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操作。 　　进行“潜在民俗”的民俗志书写，重点是处理当地文化持有者如何回忆当地历史民俗的难题，被访谈者的回忆过程即是一个在某种现实认同的情境中，组织、建构和追忆过去的过程，选择性的记忆与遗忘必然充斥其间。笔者尝试采用“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并置的策略，运用整体性民俗志书写方式，在民俗志中既呈现民俗学者的“田野在场”（being in thefield）以及田野过程，将笔者所遇到的当地讲述者的记忆机制、情境因素、讲述喜好等状况作细节性介绍；同时又罗列外界与当地人撰写的关于该民俗事象的相关文本资料，描述外界与当地人不同视野中“撵香头”习俗的文字记录形态，对比呈现当地人自己的文化理解。两者的前后罗列并不是机械地并置，“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的民俗志书写逻辑亦蕴含其间，在时空界定方面，将地点聚焦在周公庙；田野访谈与当地人的文字作品中的时间性都定位在当下，使民俗志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定位，从而能使读者体味到民俗志中的地方感。将“撵香头”这一方言土语作为民俗志书写的关键词，罗列对比当地不同群体对同一个祈子习俗的不同记忆，凸显出当地民众、地方文化学者、当地作家等不同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