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oto访谈录及《资本的秘密》第一章解析.doc

保障财产权：市场的基石 ——Hernando de Soto访谈录 Hernando de Soto是利马自由与民主研究所所长和秘鲁几家公司的董事，他也是环球工程公司（瑞士银行公司咨询集团的成员）执行董事，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董事，他也是藤森总统的个人代表和首席顾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使秘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并发动了秘鲁1990年6月的宏观经济改革。引言　　1980年，全球经济思想发生了大转折，世界各国都都进行了经济政策改革。在中东欧，基本生活用品的短缺和经济停滞，最终使社会主义陷入破产。在非洲、亚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企业国有、严格管制经济和经济上的孤立主义——严重制约了十几个本来很有前途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当社会主义被埋葬的时候，却没有人为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提供一幅清晰的蓝图。　　秘鲁的Hernando de Soto则是最早迎接这一挑战的人，在198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另一条道路》（The Other Path）中，de Soto先生明确指出了约束私有部门增长的障碍所在，而其他人对此尚懵然无知。他指出，关键性的障碍是相关制度长期脆弱。这些制度在发达国家使市场得以有效运转，包括合同法、金融市场和获得尊重的司法体系，而在秘鲁这样的国家，常常却缺乏这样的制度。随便到利马走上一趟，就会发现当地商品市场相当有活力，然而由于缺乏稳定的制度框架，这个国家企业家的潜力却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也最少被人提及的——也许当属财产权制度。如果土地、公司股份甚至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对其财产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他们就不愿意继续投资以维持或改进他们的财产。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所有者无法相信政府会保障他们买卖财产的权利，那么市场自身是不能产生增长动力的。事实上，缺乏财产权利，正是人们退出正式市场而转入非正式市场的原因之一。 　　《另一条道路》成了一本国际畅销书，de Soto先生的观点改变了经济政策讨论的重点。比如，1987年，国际私人企业中心（CIPE）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办了一次会议，讨论的议论就是财产权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来自35个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到了1990年代，他的洞见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　　ＣＩＰＥ下属的Economic Reform Today（ERT）最近采访了de Soto，讨论了全球新兴市场财产权制度，对此各国决策者和企业领导人尚未建立起保障机制，下面的访谈表明，问题的解决才刚刚开始。　　ERT: 你观察了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都有强大的制度来保障财产权，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创立这么一套制度是否很重要？　　MR. DE SOTO: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都享有财产权利。他们的土地使用期限和财产权制度也许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保障人们“交易”其财产的权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据此，如果你是某件东西的原始所有者，你就可以行事这种交易的权利；而且，如果你决定出售它，或者你用它作为商业活动的担保，不管是谁买它，人家都会觉得交易是很安全的。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并非不存在财产权制度，但是，这些国家没有相应的司法框架，而在发达国家，相应的司法制度则使这些财产权利能够流通。这一司法制度提供了某种保护性框架，使财产能在获得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流向价值最高的用途。　　从俄罗斯到拉美等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人们拥有了以前不曾拥有的财产，但是政府机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却还没有建立起某种保护财产权利的框架和制度。　　有些好心人宣称，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财产权制度，因为他们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制度，这种说法值得怀疑。我想这些人士是善意的，他们是希望保障本土的财产权制度。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所谈论的其实只是保障或改善个别种族的特权，而不是财产权。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就是因为他们不必要地把对某一种族的特权的保护与对一个集团内部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对立起来。　　简而言之，重要的问题是，新兴市场国家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创造出保障私人财产权的司法框架。在大多数国家，当然也存在这些制度，甚至在原始的狩猎社会也在某种程度存在。所以，第一步就是弄清楚存在何种财产权。第二步则是从西方各种模式的演进中学习，弄清创造何种组织才能最好地组织和从法律上保障这些权利。西方的这些制度有很多是在几个世纪中自发地形成的，并已存在了50年到200年了。　　ERT:你如何看待稳固的财产权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关系？　　MR. DE SOTO: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民主制度跟建立完善的财产权制度关系很大，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最底层的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