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需要“适度”放权.docVIP

金融改革需要“适度”放权 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封闭。 　　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内容的阐述，可以归纳为一个关键词，即“开放”：以开放做大中国金融市场的“盘子”，以开放理顺金融要素的价格，以开放完善监管体系并降低体系风险。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对国家“金融权力”的“适度”放权。 　　从2013年向前回溯约20年，那是1990年代中期的金融改革。通过改革，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了重塑，“金融”和“财政”两个概念开始被区别对待，银行不再是国企和地方政府的“提款机”，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机构。 　　这是一次国家“金融权力”的“收权”改革，构筑中国后面近2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架构。但改革也造成了金融资源的高度集中，并被质疑为“金融抑制”的根源。公众对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这些热点的关注，更被认为是民间对国家“金融权力”适度“放权”的期待。 　　但是，在金融市场各种利益集团羽翼渐丰的时代，金融改革已不再是单纯的“放权”或“收权”。改革需要一个“突破口”，以“枢纽”盘活全局：既做大“盘子”，又理顺价格，还要降低体系的风险。那么，这个“枢纽”在何处？ 试点之后 　　“金融改革不推不行了！”中国人的这个共识形成于2008年之后的“制造业危机”。最初，观察家把问题归结于输入性的原材料涨价、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外部需求减缓。但最终，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制造业的克星另有其人。 　　从1970年代末浙江人“鸡毛换糖”和港人北上建厂开始，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绝大多数都没有和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民间金融才是主流。但随之而来的两个因素侵蚀了制造业的民间金融基础。 　　一是楼市日益繁荣，让资金统统转向房地产逐利。一方面，很多制造业企业关厂炒房；另一方面，资金流向楼市，使得民间借贷的供给减少，资金价格必然上升。 　　二是权力对民间借贷体系的侵蚀。在很多地方，民间借贷的债主都有权力背景，比如给吴英融资的人。权力介入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资金在权力帮助下从银行体系流出后，几经转手，必然层层加价；二是权力使得民间借贷逐渐“黑社会化”，负债企业家从最初的“跑路”变成了上吊和跳楼。 　　审视“制造业危机”的金融根源，不难发现中国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封闭。简而言之，即市场准入难，少量的金融机构享受着 “特许经营”的丰厚收益。充裕的民间资本无法阳光化，只能在灰色地带任由权力侵蚀。2012年初，温州金改的推出便旨在解决这个问题。通过金融的“对内开放”，引导民资背景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形成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滴灌系统”，解决困扰已久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但一年多后的今天，这些美好愿望依旧停留在纸面。 　　显而易见，金融改革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截然不同。“小岗村”式的试点显然已不合时宜。安徽的农夫无需和外地市场主体有商贸往来，而金融要素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局部的金融自由化价值不大；同时，温州的“温度”还要看北京的“天气”，地方改革受到的部门掣肘太多，很难施展拳脚。 　　似乎是为温州金改“抱不平”，2013年年中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和民营银行申办热又跃居前台，再次试图打破金融体系的封闭现状。但到头来，这一轮“金改呼吁”热潮，沦落为了企业巨头股价保卫战和IPO造势运动的工具。 　　直到2013年下半年，上海自贸区设立，这才真正展现了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决心。这种决心也体现在了《决定》之中。“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和“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这是对内开放；“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是对外开放。通过内外两个开放，引入来自民间和海外的竞争对手，在和金融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中，不断增强市场对金融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这是《决定》为自贸区试点和中国金融改革指明的方向。 格局调整 　　《决定》提到了“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其潜台词是目前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市场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依旧不够。因此，市场体系本身需要调整。 　　第一个“调整”是两个融资体系的比例。一直以来，在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中，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量的占比一直在20%左右，而银行间接融资则稳定在80%左右。美国这两个比例分别是60%和40%。 　　这个格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银行体系一家独大，其他金融形式发展滞后。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高管对《南风窗》抱怨说，在我国，银行是“老大”，但在美国，投行和基金才是“老大”。证券公司的不发达源于监管过度。举例而言，美国证券行业的繁荣，很大程度有赖于其高杠杆率，券商可用资金一直保持在资本金的10倍到15倍之间；次贷危机时，可达到25倍。但中国券商目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