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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欢再论振兴书画 　　先贤盛赞书画之功 　　中国历来讲书画同源，书亦画，画亦书。擅书画者，画几笔兰草、花卉、苍松、怪石，自然顺手拈来，各成意趣。 　　唐朝张彦远道：“夫画者，感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注：六籍亦称六经，即：《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四时并远，发于天然，非由术作。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有烈有勋，皆登于鳞阁。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当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隐之迹。记传所以序叙其事，不能戴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背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 　　西晋陆机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书。” 　　曹操的儿子曹植更明确言道：“观书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丧主，莫不悲惋，见佞臣恶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妇，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遂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良夫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签戒者图书也，图书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 　　一下子请了三位前辈先贤出来，没有别的意思，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因为笔者自知渺小，人微言轻，且智力难胜。有泰山北斗在前，也省得我再动脑筋，枉费唇舌，徒施笔墨。 　　艺术本身是件好玩的事情 　　“艺术”本身是件好玩的事情，如今变成了神圣专业的事情，反而令不少“艺术”逐渐走向没落，这是对“艺术”真正的反动。中国历来讲“法术”。“法”是方略的含义。例如奥林匹克精神是重在参与，金牌只是参与中的亮点。 　　如今就中国范围内看，文艺太强调专业，动不动宣扬在国际上获奖这类值得惊讶，不值得惊喜的事情。反而忽视了业余，更远离了文艺的根本性质。艺术不应该是艺术家的专利，固然艺术本身是一个载体，但是这个载体如果不融入人类本身这一最根本的载体，那么无论任何伟大的艺术都是会走向最后的死亡。因为人类不认识你是什么东西，或是只知道你是深谋远虑的东西，即便略知一二，也是可有可无。 　　目前很多艺术家都在大谈张扬个性，强调自我，但这种强调应该在共性认可的基础上进行，否则自己在画室内一天三次变法，天才爆发成精神病，也不会有效果。依然是穷愁潦倒，可悲，可怜，可叹！ 　　中国历来做事贵在取法。取法乎高，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一无所有。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一支强大的军队，技术力量尚佳，却选错了作战方向，本来应该往右打，却偏偏往左打，而左面是沙漠，根本没有敌人，全是黄沙和风暴，那么等待这支军队的只有灭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法之不正，术将安在？ 　　“好玩”是人生最深的含义 　　二月初，我和几位油画家、雕塑家一起在香港参加一个大机构的美术设计。其中一位是前辈大诗人闻一多先生的公子闻立鹏先生，他今年七十岁，是国家油画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在一起谈论书画界的现状，他也相当悲观。认为普及美术知识，推广艺术行为确实是刻不容缓了。然而普及的定位看来是关键所在。艺术必须降落，这是唯一的方向。所谓“曲高和寡”，先贤早有训示。 　　其实，小孩刚懂事首先要学的便是唱歌画画，这是全世界流行的生存过程，可谓概莫能外，那么唱歌已经普及，画画也完全可以提倡。 　　旧时中国的酒楼茶馆均备文房四宝。唐朝草圣张旭，每每醉后挥毫，或施于壁，或札于屏，雄逸气象，是为天纵。正所谓“张颠自有沧海量，满壁龙蛇腕底来”，这里且不论其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唐韩愈的一段评书足可道尽内中三昧：“张旭善草书，喜怒无常（世道无常喜怒自然无常也），忧悲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欢于物，见山水岩谷，鸟兽虫鱼，草木花果，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载门，大地之变，可喜可愕。故旭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说白了，张旭草书为的是好玩，为的是排遣种种人生烦恼，除此别无深意，或者反过来说，“好玩”正是人生最深的含义。 　　提出一项建议 　　由于人生过于深刻繁琐，那么追求简单浅薄是完全合理的行为。书法绘画到了今天，我以为最简单的普及方法，乃是在所有饭店酒楼、洗浴中心、夜总会开辟“书画墙”，铺上铁皮，钉上毛毡，在毛毡上铺上宣纸，用吸铁石压住，随写随换，让客人酒后挥毫，可写可画，各显其能，这要比装修卡拉OK简单得多，若能配上一台快速装裱机（一万元人民币足矣）和现场制作镜框，吃客都能够带去一幅自己的作品，自然妙不可言。这对弘扬书画艺术，必是大有益处。这并非吴欢的发明，乃是先人的创造，吾辈有责任继承。倘若能够实行，定可令餐厅酒家又多了几项收入，也符合“吃、喝、玩、乐”的人生需要，又宣传实行了中国传统文化，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最近，香港艺术发展局正提倡一人一艺，就是每个人要有一项艺术爱好，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若把艺术搞得很深很玄，谁还愿意去学。 　　这里，我要声明，真正的艺术家，我没有贬低的意思。我不过认为艺术一旦普及了，真正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