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按静态比较优势分工状态下的产量和份额 .docVIP

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 ──收益递增、策略性行为和分工的效率损失 陆铭 陈钊 杨真真* 摘 要 本文中的策略性劳动分工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不选择分工，并且遭受社会产出损失。由于在高技能部门里存在“干中学”效应，低技能者如果背离比较优势而从事高技能部门的生产，可以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过程中获得更高的谈判地位，甚至可能逆转自己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个人理性的选择却可能导致社会的产出损失。这个模型的一个意外而合理的含义是，在策略性的劳动分工决策中，如果未来一期由交易关系瓦解而造成的损失足够小，那么，交易成本的减少也可能导致当期分工的恶化。但我们的模型也包含了交易成本下降可能促进分工这一既有理论中的特殊情况。通过转移支付而实现的社会产出更平等的分配可能引导低技能者顺应当前的比较优势而进行专业化分工，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模型有助于理解在国际贸易、国内区域间分工和家庭内分工中广泛被观察到的低效率现象及相应的政策。 关键词 策略性劳动分工 收益递增 干中学 平等 增长 JEL分类号 O12, O41 一、引言 本文将利用一个简单的两个行为人、两部门的两期模型重新思考分工问题，解释为什么分工的低效率广泛存在，并由此得出为什么更为公平的分配有可能促进分工，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尽管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在生产和增长方面都是最优的，但是低技能者可能会策略性地不对自己进行专业化分工，而是在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中通过干中学获得人力资本积累。这种不分工的策略性行为有利于低技能者通过提高谈判地位而在未来分享劳动分工收益时获得更多的份额，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和增长的损失。另一方面，低技能者甚至有一定的可能性会赶超高技能者，在将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然而，我们会看到，即使低技能者能够逆转当前的比较优势，社会从整体而言仍然蒙受了损失。 本文在文献上与两个理论有紧密的联系。其一是劳动分工理论。1990年代前，劳动分工理论主要是围绕斯密定理而发展的，讨论的主要是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的关系(Young, 1928; Stigler, 1951)。1990年代早期，Yang 和 Borland (1991)认为，劳动分工的程度取决于深化分工带来的收益(将来更高的生产力)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在他们的理论中，交易效率的改进解释了劳动分工的产生和深化。Becker 和 Murphy (1992)发现斯密定理只在市场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中成立，而在现代经济中，是“协调成本”(coordination costs)阻碍了分工。在现有的劳动分工理论中，给定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效用最大化原则之下产生的劳动分工结果总是有效率的，这样的话，现有的劳动分工理论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劳动分工中的低效率，例如在国际贸易和地区间分工中的保护主义，以及家庭内部分工中的效率损失。此外，在上述经典的分工模型中，如果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下降，分工将得以深化，但在我们的策略性分工模型中，交易成本与分工状态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未来一期由交易关系瓦解而造成的损失。我们的模型从国际贸易和家庭内部分工的现有文献中借鉴了许多，在本文的第五节中我们还将比较本文与其他领域的相关文献。但是，作为一个一般理论，我们的模型是用策略性框架解释分工低效率的一个较早的尝试，并且将导致不分工的两种原因——追求未来的谈判地位或动态比较优势——放在了同一模型中。在这个模型中，劳动分工、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是同时内生地决定的。 我们的模型也与近十年来研究不平等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有关。在文献中，不平等主要通过四个渠道导致低增长：(1)信贷市场不完善。在存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将导致穷人难以进行有着高回报率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Galor and Zeira, 1993)。Fishman 和 Simhon (2002)提出了一个模型，认为信贷市场不完善会减少穷人对有利于劳动分工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阻碍经济增长。(2)政治经济学。在民主社会的投票机制之下，较大的不平等会导致更多的再分配，以及更多的管制、更高的税率，从而降低增长(见Alesina and Rodrik, 1994; Persson and Tabellini, 1994; Benabou; 1996)。(3)社会和政治动荡。不平等可能导致各种破坏性活动，危害财产安全，降低投资和增长(例如Benhabib and Rustichini, 1996)。(4)不平等和生育。De La Croix 等(2004)的模型说明，生育决策和教育决策是相互影响的。穷人倾向于多生孩子，少投资于教育。收入分布的“保均展形”提高了穷人的权重，意味着更多的家庭倾向于生孩子并且较少投资于教育，结果是不平等的增加降低了平均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