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朝野重视台商投资中国对国内失业率的冲击.doc

請朝野重視台商投資中國對國內失業率的衝擊 林 向 愷 為搶救中高齡失業人口，陳總統親自召開經濟高層會議，擬在未來兩年，每年編列二三○億預算，創造七萬個短期工作機會，希望在一年內將失業率降至4.5%以下。此外，部分勞工朋友不甘一年一度的秋鬥被少數執政黨立法委員抹 ”紅”，和立法院警衛發生嚴重推擠。此時，政府之所以利用預算創造就業機會，主要著眼於失業率居高不下，受失業波及人口已高達116萬人，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亦日益嚴重。至於部分勞工採取激烈抗爭手段，已顯示我國失業問題非短期景氣循環所能解釋。失業真正原因為何值得我們重視。 在全球化趨勢下，高科技人才以及企業主的資金、機器、設備相對於國內低技術勞動人口更能自由的跨國移動。誠如麻省理工學院Paul Krugman教授所言，全球化的贏者圈將只有兩類成員，第一類成員是後進國家的勞動者，因為全球化過程中，先進及中進國家的資金及技術更能自由的進入後進國家，後進國家的勞動生產力因而大幅提升；第二類成員是先進、中進國家的企業主及高科技人才，因為他們擁有資本及技術因全球化而更自由的跨國移動、追求更高的報酬。所有不屬於這兩類成員的人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受害程度須視企業發展的策略以及該國的產業結構而定。 我國勞力密集產業外移中國後，企業主固可獲得更高的投資報酬；但原來在這些產業工作多數的勞工不可能跟著跨國移動，他們只能在非貿易財部門或受到政府保護的內需產業中，和外勞競爭找工作，失業現象在所難免。此時，低技術勞工必須以其家庭儲蓄來因應失業的衝擊。當外移廠商為數不多時，對國內勞工就業的衝擊還不會很大；若為數眾多的廠商都如此做，其衝擊就不容忽視。從台商赴中國投資數字來看，台灣對外投資過份集中於中國，不僅使得台灣在全球化佈局的策略已偏向中國化，更令人憂心的是台商對中國投資大都著眼於降低生產成本，此種全球化佈局將對國內失業率造成嚴重的衝擊。 過去台灣的家庭平均儲蓄率名列前茅，但不同所得組間的家庭儲蓄能力差異卻相當的大。以1996年為例，當年所得最低20%的家庭平均儲蓄金額為13,216元，而所得最高20%的家庭平均儲蓄金額為596,242元，兩者相差達四十五倍。到了2001年，所得最低20% 的家庭，其儲蓄金額轉為負4516元，為1976年以來首見的現象，同時，台灣已有40%的家庭儲蓄金額連續二年下降。家庭儲蓄能力下降若僅是反映景氣低迷的短暫現象，尚不致對台灣社會構成嚴重的問題。若台商過分追求低成本的生產型態而赴中國投資與生產，除了會忽略本身產業升級的急迫性，對國內中低所得組家庭（這些家庭大部分是全球化受害者）的儲蓄能力將有不利的影響。一旦部分家庭低（或無）儲蓄能力成為長期現象，由於台灣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尚未建立，這些家庭必須藉其儲蓄以因應外在衝擊的能力將會減弱，個別家庭問題將演變為社會問題。由於家庭儲蓄能力是決定財富分配重要因素，家庭儲蓄能力若差異過大，將導致財富分配不平均。財富分配愈不平均，愈鼓勵低所得組的家庭訴諸於較激烈的方式來改變社會現況，社會就會愈不安定，甚至影響廠商投資的意願。 為了解台商赴中國投資與國內失業率間的關連程度，筆者以經濟部投審會所發佈台商對中國投資占我國GNP百分比做指標，發現台灣對中國投資比重和失業率有顯著的正向關係，即台商赴中國投資比重愈高，國內失業率愈高。以1992-2001年間統計資料計算，兩者間的相關係數高達0.77。台灣赴中國投資固然有助於台灣機器、設備、原物料及半成品的出口，對國內生產與就業產生互補的作用，但台商赴中國投資所生產的商品多少都會在國際市場替代台灣生產的商品，而產生替代（競爭）作用。上述結果顯示，台商赴中國投資並不如親中媒體、學者與政客一再強調的台、中經貿關係互補作用遠大於替代作用。既然，台商投資中國對國內生產與就業沒有正面效果，政府有必要對台商赴中國投資加以規範。 台商投資中國對國內失業率還有其他的影響管道。舉例說，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一個決定競爭力的因素是廠商因密集聚集而有相互支援，相互學習的群聚效果。台灣資訊科技產業即是因相關產業齊備而有更強的競爭力。台商赴中國投資過多會破壞完整的產業結構或使產業整體的市場規模縮小，進而影響到整體的競爭力，更造成產業結構斷裂，廠商集體流失。近來，群策會的民調顯示有57% 受訪民眾認為失業率上升和企業西進有關，而有52% 受訪民眾認為台商赴中國投資是台灣經濟不振的主因。台灣人民的感受和上述實證結果是一致的。 若政府不對台商赴中國投資繼續規範，將造成低技術勞工失業增加。一旦無儲蓄能力的家庭大幅增加，政府勢必要增加消極性社會福利的支出，不然這些無儲蓄能力的家庭將因無法獨力因應外在衝擊而衍生為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由於廠商大量西進，政府的稅收要持續成長變得很困難；政府籌措財源能力下降，加上消極性社會福利支出增加，最後只有排擠到其他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