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抗战逍遥游.docVIP

萨特的抗战逍遥游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法国的抗德战争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巴黎以北七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Neuilly-Sous Clermont来了一双男女，在Commanderie街三十四号的一家杂货铺式的小旅舍落脚。二楼所有房间已经客满，只有阁楼空出一间只得一个床位的房间，气窗向街，没有卫生设备，这双男女还是把房间租下，等待另一间房空出之前，轮流睡觉。这双男女就是萨特与波伏娃。他俩原来生活在沦陷区巴黎，因着与加缪的关系，跟地下刊物《战斗报》一位工作人员有过一面之交，这个人刚好被德国人逮捕，他俩不想胜利在望的时候遭到任何闪失，匆匆忙忙躲到乡间去。 　　最初几天，萨特总不时从气窗往外探头探脑，看外间有什么可疑动静。他向旅舍主人德特雷（Detrée）夫妇宣称，他是个抵抗运动分子，德国人要抓他去枪毙！这对夫妇马上对他另眼相看，还倍加尊敬。其实从阁楼看不到什么地方去，这个瓦瑟区（Oise）没有德国兵，否则他们不会到这里来。这种神秘兮兮是想做给别人看，别人看不到，至少可以做给自己看。那时候盟军已经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开始撤退，行军时不敢靠近乡村，只从远远的边缘地带走过。他俩在那里逗留了四个星期，在旅舍的公共地方写作，空闲时间双双到田野去散步，或者玩台球。到八月十一日，从广播电台得悉盟军已经到了沙特尔城（Chartres）的边缘，那么，通向巴黎的大路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既然他们自诩为抵抗分子，在战后论功行赏的时辰，又怎能不尽早露面？但匆匆赶回巴黎后，却不知道该跟谁联络，找哪些抗战成员，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认识那些人。最后想起加缪，他仍然负责《战斗报》的编务，何不就登门拜访？加缪见他找上门，就请他写写巴黎沦陷期间的所见所闻，专题就叫《起义巴黎的街头漫步者》。 　　但加缪找错了人。须知萨特极少漫步街头，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嘴角叼一根烟，坐在“花神”（Flore）咖啡座上，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周围闹腾腾的生活与他无关。他可以在任何条件下给自己创造写作环境，这是他的本事。德军占领期间更少在街头走动，偶或与波伏娃散步，只选择没有危险性的小街小巷，永远不涉足可能发生事故的大街。战争末期巴黎人起义期间更不用说。但他第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写道：“我只叙述我的所见。”又说：“我们知道指令：击倒一个德国人，夺走他的来福枪，以来福枪来夺取一把长枪，以长枪来夺取一辆汽车，以汽车来夺取一把自动机关枪或一辆坦克。在表示怀疑的抵抗运动的人当中，不只一人在耻笑，然而这个计划是在我眼前一点一滴地实现的。我的一个朋友，用一枝从古董商那里得来的马枪来参加战斗。” 　　文章一出，大伙哗然，不用太聪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萨特在书房里虚构的故事，而非报导一个活生生的起义的巴黎。筑街垒于巴黎人就像海狸筑堤，是长久以来的传统，妇女和孩子都可以介入，抗战时期也不例外。虽然没有发生街垒之战，但街垒可以阻挡军车。那时候巴黎有四百五十个街垒，但萨特的文章只字不提，根本不知道有这码事。他的所谓“我的所见”只是想像加道听途说，是从他所居住的酒店的窗子往外看到的一些动静。干巴巴的文字根本没有巴黎的形象、声音、动作，遑论反映巴黎人的思想与灵魂。 　　至于他那位英雄朋友，大家特别关心，究竟姓甚名谁？在哪一位古董商里得到马枪？这枝古董马枪使用什么子弹？古董子弹？如果是事实，都有迹可循，巴黎这类古董铺能够有多少间？马枪的神奇故事，就笑话般流传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及外省恢复了自由的城市。 　　在乱哄哄的战后时代，自封为抗战运动成员的人不少。萨特既然在《战斗报》上写起文章，尽管是战后的事，但白纸黑字，看起来比谁都更像个抵抗分子。他俩不遗余力，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都不忘记自吹自擂，自我吹捧为抗德战士，还说这段日子如何在和平时期为他们提供写作灵感。 萨特到监狱探访德国恐怖分子 　　但萨特和波伏娃曾否参加过抗战运动？做了些什么工作？有谁可以作证？历史学家约瑟夫（Gilbert Joseph）花了数年时间，去追踪他们的战时轨迹。虽然困难重重，但由于时间相去不太远，有些证人还活着，官方或私人所存的文字资料甚丰，经过仔细研究之后，他发现了另一个事实，萨特和波伏娃的所谓抗战分子角色，是他们处心积虑，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蓄意欺骗，且一骗到底。由于考虑到要绝对忠于事实，约瑟夫所根据的证人，文件等，都不是唯一的，而是在众多的资料中经过仔细核对后，才写下了一部《如此温馨的沦陷期》（Une si douce Occupation），副题是《西蒙·波伏娃和萨特的1940-1944》。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日，德军入侵法国。主战派没有一个具实力、有威望的人出来支撑局面，而贝当元帅却在电台上向德方呼吁结束敌对状态。那些将领们，带着三数百兵，不知道该怎么办。既然大家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只是敌对状态，还号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