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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源于生活，而非来自革命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 　　一八五○年的圣诞节次日，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写信给朋友居斯塔夫.德.博蒙，慨叹自己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点印记，而且“立言比立功更好”。于是，托克维尔一边穿越群山，一边寻觅自己立言的主题。 　　十五年前，三十岁的托克维尔刚刚出版了两卷本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很快就在一片赞誉声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四十五岁的托克维尔，已经周游列国，历经众议院议员、外交部长等政职的历练。他认为，自己与十五年前相比，具备了“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因此，能更成熟地处理好政治学的重大主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便如此承载着托克维尔“为后世留下自己痕迹”的自傲。因为他相信，新著能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设法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的那些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在他的笔下，一七八九年后的六十年历史，“名为法国大革命的那出尚无结局的戏剧的特殊一幕”，就此徐徐展开。 　　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托克维尔以如此最为华丽美好的词汇来形容与盛赞大革命。在他看来，这场以建立“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为号召的革命，注定将抽去摇摇欲坠的法国封建社会构架上支撑着的最后一块砖头。这种变革的力量、时代的步伐，“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 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断头台 　　但托克维尔并未止步于此。他通过查阅和梳理土地清册、赋税簿籍、政府奏章、大臣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一七八九年陈情书等前人不曾重视的大量历史文档，通过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法和社会结构分析法等视角，将诸多同时代思想家头脑中凭空想象的作为共同体的法国转变成一个被文献档案支持的现实存在的法国，一个具有自己的思想、激情、偏见与实践的活生生的法国。 　　为什么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最终在法国爆发？它是否真的如时人所感受到的那般突如其来、异乎寻常、颠倒乾坤、决裂颠覆和锐意革新？它真正的意义与特点是什么？它摧毁了什么又创造了什么？托克维尔认为，自己所处的旁观疏离的位置与不近不远的时代，自己“对人物和事件毫无保留地加以不偏不倚的评说”，恰恰最适合回答这一连串问题，最适合观察和判断这场曾被君主和大臣错误地低估为“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各个民族的体质都难以避免”的革命。他如此自信地宣告：“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并无事业。” 　　在托克维尔的眼中，大革命虽然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但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社会秩序和社会权力，并不是要彻底消灭宗教和政府，而是要“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习俗”，创造普世的新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大革命本身成了一种新宗教”。 　　托克维尔接下来的发现实在出人意料：本应咸与维新的大革命，却“通过所有废墟与我们历史最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虽然一七八九年似乎将法国人的命运拦腰截断，但不遗余力地想和过去划清界限的法国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与思想，甚至恰恰是依靠了这些旧制度的“残余”来完成了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连这场革命本身，都只不过是旧制度在特定历史结构下长期演化的结果。可以说，“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就像托克维尔的朋友让-雅克.昂佩尔所说：“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成果甚或大革命战利品的一切……在旧制度下便已存在。”到了十八世纪，旧制度已经从腐朽中生长出新的王权和行政机构，中央政权的权力日趋集中，逐步废除贵族封建制度并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旧制度本身，而大革命本身只不过是迅猛疾速地最终完成了长期以来和缓却持续的种种变化而已。 　　“为什么封建制在法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在分析和回答这个问题时，托克维尔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一个让后世不得不重视的观点：“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他认为，当旧制度的某些部分开始被破除废止时，人们往往对剩下的、滞后的、未变革的部分抱有更深的仇恨和更少的耐心。“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这正是革命在法国率先爆发的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人民对当局的服从“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此一旦政权加诸的压力与痛苦有所减轻，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人民就会将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