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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度关注城镇化中的“软要素”问题 　　实现新型“城镇化”，光靠这些有形的、物化的载体要素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先行或同步培育、营造与着力构建“城镇化”的“软环境”、“软要素”、“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城镇化”是未来中国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国内外相关业界对中国“城镇化”的期许、诉求、认知与解读甚多：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将驱动城市建设投资的快速增长；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将催发强大的投融资题材与机会；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将培育催成数以亿计的中产阶级；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将产生巨大的与刚性的住房需求；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是快速缩小“城乡差别”的助推器；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将创造数以千万计新的就业机会；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将衍生发展新兴服务业的无限商机； 　　有的人认为“城镇化”将使内源性的需求产生井喷效应； 　　……… 　　上述对新型城镇化的期盼与理解，不能说过分理想化、或缺失可取之处，应该说，有些客观诉求与合理想象，通过努力，可能或可以成为客观事实；但是，上述期望与期盼只是实现“城镇化”的一部分，即实现“城镇化”的“硬环境”、“硬要素”、“硬实力”的部分，然而实现新型“城镇化”，光靠这些有形的、物化的载体要素是远远不够的，而要真正加快实现中央提出的新型的、“注重质量”的“城镇化”，那还必须先行或同步培育、营造与着力构建“城镇化”的“软环境”、“软要素”、“软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则更为紧迫、更应高度关注；纵观国内外城镇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成功实践与推进轨迹，往往实现“城镇化”的三个“软”（“软环境”、“软要素”、“软实力”）的培养与营造，甚至比构建“城镇化”的三个“硬”（“硬环境”、“硬要素”、“硬实力”），更看重、更着力。 　　正是有基于上述，笔者建议加快与推进“城镇化”的有关决策部门与主管部门，应特别且高度重视“城镇化”推进与实施过程中的“软环境”、“软要素”、“软实力”营造与构建，具体地说有以下八个方面的紧迫问题，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一、“城镇化”的模式问题 　　是“就地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是导入“城镇化”，还是植入“城镇化”。 　　（综观如今舆论宣传的口径，对实现城镇化的路径，多半是“出走型”或“迁徙型”的，即以引导农民大批进城入城，作为主体目标诉求，仿佛只有农民背井离乡、迁徙入城，才算是“城镇化”的标志；其实现“城镇化”，并非农民进城入城单一的“异地城镇化”模式，就地“城镇化”，也不失为实现城镇化可以着力探究的一个“选项”） 　　二、“择业”与“就业”问题 　　入城农民择业的方向与导向？如何与昔日农民工择业定位、岗位与方位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对入城农民择业进行心理辅导与职业导向。 　　（现在鼓励农民进城入城，已成为推进“城镇化”的大趋势，那么大批农民进城后，如何引导他们择业？谁来帮助他们进行职业导向？目前各地都没有专门机构定向定标进行担当；须提及的是，时下城市中一般的职业介绍所、人才市场，都不适宜担当来自农村新市民的择业导向的职能，即使权作充数，也无法应付潮涌而至的新市民求职者）。 　　三、生活方式与生活习俗问题 　　入城农民的生活方式/习俗，如何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习俗的融合？如何避免“边缘化”与“另类化”。 　　（无论是城市原市民，还是进城新市民，各自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都是几十年形成的，有的甚至是世代上百年沿革的，且有着浓厚的地域情结；因此，如何帮助来自各地农村的新市民，尽快融入城市及城市人生活，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的重要保证） 　　四、住房期盼与“特定门槛”问题 　　城市原住民与入城新市民对住房资源的期盼（主要是经适房与公租房），是否对等？是否对进城入城的新市民设置某种权重系数（例如对城市消费纳税贡献、居住年限长短衍生对城市的物化与非物化贡献）等。 　　（时下，城市在各类安居方面的“惠民”规定，基本上都是面向或助益于本市户籍市民的，例如各类经适房、公租房资源分配皆为如此，而对非户籍人士，一般都设置有特定的“门槛”，诚然，此举对以往的外来经商务工人员暂且可作“依据”，而对往后大批农民进城入城，原先的“规矩”显然不适时宜了，因此尽快研订新的方法，实为迫在眉睫） 　　五、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与享用问题 　　城市公共资源（例如大、中、小学校、幼儿园；医院、社区卫生中心；福利院、养老机构；残障人士、高龄长者补贴等），是否被设置“玻璃门”、“旋转门”，或特置的“门槛”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与上述之“四”问题相同，皆属“城镇化”进程中的敏感问题，切莫小视，必须着眼明天，不，应该是着眼当下，未雨绸缪，尽快制定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