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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律学兴衰之我见 　　【摘要】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学的集中代表，其滥觞于秦国商鞅变法，历经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多个阶段成熟、衰微、复兴。律学是对制定法作文字和逻辑上的解释，确保制定法的宣传和实施，借以维护大一统的国家法制与政治统治。它与经学、玄学、理学、考据学相互融合，其发展方向与程度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具有浓厚的官学色彩。 　　【关键词】律学 发展 衰微 复兴 　　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一门学问，律学主要是从文字、逻辑和技术上对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作详细解释，是中国古代的法学。律学滥觞于秦国商鞅变法，兴起于汉，繁荣于魏晋，隋唐集其大成，至宋元而趋向衰落，明清复兴。 　　萌芽于秦汉时期 　　商鞅变法为律学产生创造了机会，而律学一经诞生就以官方解释为形式，就打上了文化专制的烙印，成为“法令之所谓”的学问，依附于官府。何勤华教授认为“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事实上并无关于律学研究状况的记载，也无‘律学’之用语，对律学研究活动明确作出记述以及‘律学’一词的使用，是魏晋之后的事情。”①但可以说，那个时期虽无律学之名，但确有律学之实。《秦简·法律答问》是一篇比较系统完整的律学作品，多采用问答形式，解释法律一百八十七条，涉及商鞅变法和秦王政时的法令、廷行事等。 　　秦时权制独断于君，国家统一立法，“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以烧之”，“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私人不得解释法律，否则坐以“妄议朝政”。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戛然而止，“法令之书藏于官府，天下之大阨于见闻，斯时朝廷之上方以法为上，而四海之内必有不屑以吏为师，而此学遂衰”。秦代郡县都设有“法吏”，职责是向百姓宣讲法令，其他官吏也需精通法令，良吏与恶吏的区别以是否明法令为标准。 　　汉承秦制，由萧何整理《九章律》，叔孙通增《傍章律》十八篇，张汤增《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增《朝律》六篇。但汉代律学与秦代截然不同，深受经学影响。武帝之后儒学独尊，经学大兴。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是律学的历史使命，所以律学呈现引经注律的鲜明特色。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经学大师，首创采用“引经决狱”的方式解释法律和审理案件，达到用儒家思想注解、改造法家法律的目的。 　　西汉时的引经注律主要是依据儒家经典的原则处理案件。经，指儒家经典，包括《诗》、《书》、《礼》、《易》、《春秋》等，东汉经学研究的方法被称为章句之学，用训诂的方法逐字逐词逐句对儒家经典解释，阐释其包含的文意。如郑玄解释《周礼·秋官司寇·士师》：“士师之职，掌国之王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关禁，三曰国禁”阐释到“左右，助也。助刑罚者，助其禁民为非也。宫，王宫也。官，官府也。国，城中也。古之禁尽亡也”。郑玄等人也是用这种注经的方法来注律的，形成“律令章句”，蔚为壮观，《晋书·刑法志》说：“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此时，律学依附于经学。西汉末期，易学（研究《易》的经学）走入谶纬困境，偏重于象数研究，以八卦的卦象和爻的奇偶推测命运吉凶。 　　发展于魏晋时期 　　魏晋律学具有玄学特色。曹魏崇尚刑名法术，曹操以严格执法闻名于史。“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玄学本质上是哲学，以老庄注易，而魏晋易学尽废象数之学，偏于义理研究，讲求内在逻辑。从学派渊源上看主要承继老庄哲学，此外还上承法家、名家，“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发道家之绪，实与法家言为近者也”。玄学兼宗儒道，采用辩名析理的形名之法。玄学对经学的反动表现在思维上是以逻辑思辨取代了连事比附，表现在方法上是辩名析理代替了文字考证和训诂。魏晋律学摆脱经学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视概念，讲求逻辑，辩名析理，就是受到玄学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张斐、杜预。 　　张斐以《周易》的哲学思想作为律学理论的基础，“立法皆拟《周易》变通之体焉”，“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焉；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可见，他从理的层次探讨法律的内在精神，而理，则是指事务的运动规律，理与律的关系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②张斐注重律的整体结构，在《律注表》中针对汉魏律中具律的篇章次序混乱的情况，运用整体与部分的逻辑关系，提出“律始于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各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一举上下之纲领”，刑名篇“自始至终，往而不穷，变化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也”。这些论述充满玄学的韵味，而且注重逻辑关系是名家的学识特点。 　　张斐使用玄学辩名析理的方法分析律学概